【被禁止的科学】
第1部分 导言
导言（1）
J。道格拉斯凯尼恩
这本书主要探索了学院派科学研究那光鲜亮丽的大厦之下的那些隐蔽的、黑暗的、甚少有人涉足的领域。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不管官方机构怎样宣称，事实的真相远非那么容易就成为大家所接受的定理，或者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被一笔勾销。在这本书里，你会了解到许多在传统研究中出现过的互相矛盾的概念和争论，是的，它们确实都曾出现在舆论中。但是，不管是金字塔的真实功能，还是西非纳布塔布那亚的巨石阵，以及伊曼纽尔维里科夫斯基的天文学发现，太空中的自由能，冷核融合，鲁珀特谢尔德雷克对心电感应和超感官感觉的研究等等，我们相信你会发现事实的真相几乎完全不同于你过去所被告知的那样。最后，如果等你看完这本书，你问你自己为什么这些知识会被排除在大众的共识之外--的确，为什么对这些知识的讨论实际上都成为了“禁忌”？--那么你就问了这本书的作者们同样在问自己的一个难题。
对一个本身就说一种特殊语言的人来说，听到这种语言就明白它的意思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对那些并没有学习过这门语言的人来说，这种语言很有可能就跟噪音一样。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听到人们用另外一种我不懂的语言来谈话，我以为我只要假装乱说几句，别人就会相信我也会说外语。当然，我的计谋并没有奏效，我记得我的努力只换来了白眼。最终，我明白了一个人的口才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胡扯，区别只在于有没有理解。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个毕业学生在学术界将语言的错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路透社报道，这些学生成功地用电脑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混乱句子组合成了看上去像是学术论文的文章。他们通过程序设计，由电脑将无意义的句子、图表、简图生成假的学术论文。他们把通过这种方式生产的两篇学术论文发到了在弗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办的系统、控制、信息的世界综合大会上去。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其中的一篇名为《挖土机：接触点和多余度的典型一致性的方法论》被大会定为了报告文章。
这个故事使我想起了许多年前，当我还是大学里一名年轻教师（这个大学的名称在这里最好匿名）时，我的一次个人经历。当时，我批评我们学校诗歌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质量太差，别人就说既然我这么厉害，我为什么不去发表一些我自己写的东西呢？我说我会的。然后，我写了一些我自己认为很糟糕的诗，但看上去都像是我们学校诗歌杂志会喜欢的样子。我把这些诗寄了出去。最后，我大吃一惊，我的这些作品不仅被发表了，而且还被印到了杂志的封面上。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说这些的目的不仅是想要暗示--当今掌管权威科学城堡的那些所谓的权威人士，他们的评判常常是骗人的；我同时还想指出他们对那些另类科学（它们中的大多数确实是有所发现的）做出的评判，也许，大可不必全信。
这些年来，我注意到那些自称了解另类科学的人，在回应时总是喜欢回避核心的问题，相反，他们总是纠缠在一些毫无意义的琐碎的问题上。所谓的超自然现象怀疑者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以及类似的组织，似乎都不能理解他们需要去解释的语言。或者就像约翰安东尼韦斯特（John
Anthony West）喜欢说的那样：“他们就是不懂！”这些都显示出了他们自身的无知。 </P>
我们担心的另一个问题在于现在的市场环境，许多人在看到这样的书时，首先就将其归入到某种简单的营销策略中去。被书的目录弄糊涂了以后，这些观察者得出结论，只要简单的把教科书编写编写，标上时髦的话语，就能获得成功。这本书所要探究的科学研究的基本合理性和可以展望的未来前景在他们眼里似乎都不重要，他们认为这跟胡说八道是一回事。这些人也许会惊讶地发现你们已经知道了的事实：我们的目标不是钱，而是有意义。我们更想要的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读者群。
虽然所谓的主流媒体试图说服每一个人，这本书所包含的主题应该全部归属于边缘科学之列。官方科学机构确实经常会把大多数公众更加关心的问题打入到边缘中去。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实际上，“四个美国人中，有三个都有神秘主义的信仰”。其中最流行的是超感官感觉（ESP）。至少，在这个领域，专家们把我们相信的或不相信的事物都认做是我们自身的感觉所不能决定的。那句古老的广告语“你要相信谁？我？还是你撒谎的眼睛？”看来又一次失败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应该都经历过传统科学所无法解释的一些事。
这个民意调查并不是最近唯一的一个威胁到科学大厦的事件。根据一个名为路易斯芬克尔斯坦协会（Louis Finkelstein
Institute）的社会和宗教信仰调查，有接近百分之六十的医生都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人类的进化是自然选择的，而与超自然的因素无关”。迈克尔A格卢克博士（Dr。
Michael A。 Glueck）和罗伯特J西哈克博士（Dr。 Robert J。
Cihak）为犹太世界评论网站所写的文章中认为，医生知道太多身体具体工作的实际情况，所以不能接受达尔文主义所给出的简单定理。人类的眼睛就是其中一个例证--能够设计出如此复杂精密结构的人类身体系统是完全不能由简单的进化理论来解释的。
然而，我们从明尼苏达州健康合作研究基金会那里得知，这些调查数据在官方科学机构看来也许是最不准确的。但是一篇发表在英国杂志《自然》（Nature）上的文章写道，据匿名调查显示，三个美国科学家中，就有一个承认在最近的三年里都曾有过不遵循那些可以保证他们的研究的真实性的规矩。这样不规范的行为，《明尼阿波利斯星报》说道，包括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和根据赞助商的需要篡改研究数据。“我们的调查显示，”这篇文章的作者说道，“美国科学家们的这些行为，所覆盖的范围远远不只是捏造、剽窃和抄袭，这些行为损害了科学的真实性。
导言（2）
像这样的不诚实的科学研究是否比那些诚实的科学研究还要更多呢？在这背后是否还有政府的政治行为呢？
最近美国联邦法庭在宾夕法尼亚州丹佛市举行了一次关于“智慧设计论”1（ID）的审判--裁定“智慧设计论”是否应该进入学校的教学当中，这次审判吸引了整个世界的注意。再次看到为了获得政治影响力而重复上演这类经典的策略，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这件事又一次告诉我们，的确，阳光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
比如，举个例子，“进化”这个词的运用。在当今的“智慧设计论”中并没有什么是可以否定进化论这个事实的。实际上，绝大多数“智慧设计论”的严肃工作都要联系到进化论本身需要些什么样的理论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功能体系。我们需要一个鸡蛋，才能有一只鸡，同样，我们需要一只鸡，才能有一个鸡蛋，进化论很有可能偶尔会需要些帮助（同样的，智慧设计论也需要），但是这并不是说进化（即人类不断的发展变化）不会发生。正好相反，很明显我们的发展变化是确切无疑的事实，严肃的智慧设计论的支持者们一般都不会反对这一点。
对我们来说--尽管存在着对智慧设计论是反进化和反科学的指责--它看起来可能不只是会给我们提供一条在错误的选择中的启蒙之路。在智慧设计论提出之前，我们要么接受《圣经》里的创世说，要么接受进化论。但是在当前的争论中受到质疑的不是进化论，而是“达尔文主义”--这种主义认为进化只发生于偶然的情况，而且在进化的过程中只有自然环境的作用，而不涉及智力的因素。讽刺的是，那些相信后者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坚持形而上学的立场，用没有得到证实的信仰来支持它（也就说把它当做信条一样），进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同时却宣称反对其他任何宗教的权威性。
在我们看来，达尔文主义的狂热信徒们，通过暗示达尔文主义并且只有达尔文主义才能提供整个世界追求的答案，从而篡夺了他们表面上推翻了的神职人员的角色。而且自始自终，当他们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权威受到挑战时，他们总是装出一副受到伤害的无辜样子。
尽管，达尔文主义宗教内部较高层次的思想运作方式对于不相信达尔文主义的人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研究他们在较低的、较不明确的、类似基督教教会的那个层次上的影响，然后得出一些有用的意见。举个例，当要求他们对科学的神圣性进行辩护时--就当做智慧设计论影响扩大所产生的威胁--大多数世俗的媒体立马就顺从地退回到城堡里去了。那些刺耳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指责，把智慧设计论说成什么都不是，说成是正统基督教派按《圣经》而来的创世说的幌子和命中注定的宿命论，以及说成是一种向中世纪的倒退--实际上揭示的是这些指责者们的无知。所以，这些人哭喊着宣布科学即将死亡，我们认为，恰好反映了整个达尔文主义的权威正在日渐消失，对它的怀疑正在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根据价值来进行评判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应当避免。
这本书的作者们--以及其他许多人--发现我们的社会在发现真理的途径上存在着巨大分歧。这一切并非全部是由于一种阴谋，更多的是由于我们文明自身的灵魂分裂。造成的结果是--还可以进一步商榷的--大量的问题：疏离、战争、环境崩溃，等等。这种混乱的一个征兆就是将毫无价值的东西上升到权威的地步，从这出发，他们可以用无穷无尽的努力来保护自己的优势，从而操纵权利的杠杆。一旦某个地方出现堕落的机会时，就不再缺少自愿的堕落者。这种状况正在大力蔓延，变得不能忍受。但是，如果运气好的话，在当下对于智慧设计论的争论中，我们正在见证一个非凡的时刻，那就是系统出于自身平衡的需要而进入的一种自我更正。
如果这真的是现在所发生的状况，我们同样会见证一些顽强的抵抗。
所以，还有什么是新的？
在《芝加哥日报》对最近上映的好莱坞电影《龙骑士》的评论中，电影评论家米里亚姆迪农西奥（Miraiam Di Nunzio）抱怨说她就是无法明白为什么黑暗法师德萨（Durza）不能简单地挥挥手就收回了邪恶国王和他的仆从们一直在找寻的那块丢失了的蓝色石头。然后，她进一步指责故事的逻辑性，为什么电影中的坏蛋们会很惊奇地发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威胁着那个该杀千刀的坏蛋国王。“为什么德萨不能用魔法预言这一切呢？我完全不能明白，”这就是她那让人恼火的评论。对于迪农西奥的抱怨，也许电影已经用一句台词回答了，那就是由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扮演的布洛姆（Brom）说的：“魔法有它的规矩。”（“规矩”也可以理解为“法律”）
我们在这里提及这个对于《龙骑士》的争论，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电影特别值得一看，而是我们认为它说明了一个观点。迪农西奥代表了那些将任何现实生活中没有的特异现象都扔到现实中去进行考量的人。如果按照这种思考方式，任何一个关于魔法的故事，或者关于魔法的小说、电影，其中的唯一的规则就是作者所创造的那些规则。换句话说，如果你决定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为什么要让像逻辑性这样的东西打扰你呢？
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存在于今天的主流媒体以及其他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经常使用着“超自然”（supernatural）这个词。对此的公认假设是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我们能够根据基本的物理原理所理解的世界，其他的任何事情则必须是“超”自然--不受自然规律束缚的--当然，也就不是真实的。根据这种思维方式，任何我们不能理解的都是“超自然”的--也就是说，都是想象的。所以，最明显的战线出现在这些人之间：那些宗教信仰者，他们相信“超自然”的存在（例如他们的“上帝”，上帝创造了自然的法律，但是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不去遵循它）；以及那些激进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则不相信“超自然”的存在，而且认为我们现在对现实的科学解释不应该被质疑。只有少数人，还在继续讨论。所有的一切，其实都依靠着我们对“规则”的理解，“规则”不管我们是理解还是不理解，都是最重要的，而那些所有我们不能解释的现象最终告诉我们的都是我们自身理解能力的局限，而不是自然规则的局限。
导言（3）
奇怪的是，那些将我们目前收集到的所有规则保护起来的自我施洗的看护者们（又可以叫做“范例管理者”，他们都是不同教堂的虔诚的信徒），似乎不愿意或者不能接受有存在着超出我们当前理解范围的可能性。这些主流自然科学的“高级神父”们喜欢将那些不接受他们强加于现实的限制的人归类为“超自然”的信徒或者其他更糟糕的。换句话说，他们将对这个世界看法不一样的人不是归入“巫术”，就是看做是无知的，或者是迷信的。
不管怎样，就像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名言：“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很难和魔法区分开来”一样。很显然，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科学技术在距我们最近的先辈们看来都有可能是魔法，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会任由我们的骄傲去阻止我们看清那些我们现在不能理解的事物。如果我们知道的更多一些呢？所以，很多我们确信的假设，以及那些我们现在相信统治着世界的规律，可能需要扩展或者修改。这个建议难道不合理吗？更有可能，那些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祖先们曾经理解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遗忘了的事物，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重新理解？
像这样的时刻是值得纪念的，如果读者允许的话，我们想将两句诗合到一起：“现在我们就像透过黑色的玻璃在看一样”，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会理解更多。1”
当那些自称是专家的人在我们所揭示的这些道理面前感到愤怒的时候，他们最应该回答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沮丧？如果他们如此确定他们所相信的真理，我们的这些“胡说八道”怎么可能让他们担心呢？我认为他们--其实已经怀疑过他们自己的立场了，只不过他们宁愿不去讨论--反对太多了。
在最近一次网上关于“来世”是否真的存在的讨论中，持怀疑主义立场的反对者对他的对手说：“我并不能确定它（来世）一定不存在，同样的，你也不能确定它一定存在。”我们看过对保险杠贴纸的类似的评论。总的来说，这似乎说明了任何人主张超出“怀疑论”的知识都不可能是严肃的，因此，一定是撒谎，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居心不良的目的。像这样的出自双方激烈争论的言辞已经成为了许多领域的标准陈词--从来世到智慧设计论，从零点能到反重力--而且还伴随着很难忽视的热情。但是，我们怀疑，我们到底能从这样的行为中推断出些什么？
有没有可能，媒体以及大多数公众长期以来对权威机构的这种神秘的敬畏只不过是因为那些善于掩盖错误或盲点的专家们的花言巧语？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其实一个孩子也看得清？我们将要把制造阴谋的机会留给其他人，但是很显然的，至少在一个无意识的层面上来看，大多数煞有介事的姿态，如果不是威逼的话，恰好背叛了他们实际的主张，其背后是深藏的不安全感。虽然一些直言不讳的建议认为还原科学唯物主义的基本模式可以减少一些质疑，但是我们仍然怀疑，他们根深蒂固的偏见根本不能看清事实，更不用说去讨论事实了。
让我们换种方式来表达。假设所谓的揭密者和他们的兄弟都是色盲，而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相对于那些能够辨别色彩的人来说自己的短处。他们就需要拉平差距，通过否认颜色的实际存在，或者把那些能够感知事物的真实情况（比如分辨交通指示灯是红还是绿）的人标志为骗子，或者标志为其他更糟糕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是合理的。这种策略毫无疑问会持续损害我们的世界，直至这些怀疑色彩的人失势。但是如果他们的团队通过制定法律来加强和支持他们的弱点，那么不就是意味着那些能够看见彩虹的人反而成了罪犯？
迄今为止，我们仍然保持了绝对自由，你可以任意地去认识装点了这个世界的许许多多的颜色，虽然他们其中的一些如果不是特意指出是很难看见的。但是像本书这样的作品对那些将这个世界严格地看做黑白两色（或者完全灰色）的人来说可能是种威胁。我们希望他们不会通过法律来保护他们的不安。
换句话说，对那些觉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强的人们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因素可以鼓舞我们。在这本书里所列举的发现和知识，绝不是为了什么英雄主义，它们为的是给我们展示一条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通向自由的道路。当然，如果这条路看上去很崎岖，它也值得我们纪念，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就像一个伟大的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所有的变化都是通过戏剧性的方式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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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弄虚作假
进入正文：揭露揭秘者1的真相：所谓的怀疑主义者们是否有一个秘密的日程表呢？（1）
大卫·刘易斯
如果你相信世上有鬼，或者人有来生，那你最好小心一点。警察可能会出现在你家门口--PSI警察，或者叫做CSICOP--他们是对鬼神等超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调查的委员会成员。这些怀疑主义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揭秘任何另类科学或超自然的现象。他们孜孜不倦地工作，试图强制执行根本无法执行的法律，这个法律认为没有任何现象可以超出这个纯粹基于物理事实而存在的世界。从语音上说，他们首字母缩写的名字很适合他们，PSI是科学家们用来称呼超自然现象的别称--所以有了PSI警察。他们今天有太多的地方可以下手了，比如那些相当畅销的讨论濒死经验的、讨论天使的和讨论失落的文明的书。
这些“犯罪行为”当前真是有些失去控制了。
最近新出现的“意识科学”2和那些探讨宇宙的意识起源的书，让CSICOP的主席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不知所措。新近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怀疑主义会议上，他论及后现代主义者（新的物理学思潮）否认了有完全科学的知识存在的可能性，这样的结果是“侵蚀我们的认知过程，逐渐消弱民主制”（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听上去他相当的焦虑。
根据库尔茨的观点，承认超自然现象，质疑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的世界观，这对他的PSI警察们来说实在是太惊悚了。在一次CSICOP的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哈佛大学的约翰麦克（John Mack），一个研究被外星人绑架的超自然现象的著名精神病学家（现已故），讨论呈现出了一种审讯的调调。
让麦克感到震惊的是，有一个怀疑主义者声称她曾经伪装成被外星人绑架过的人，加入到麦克的调查当中。这个人显然是一个很优秀的PSI警察，她认为麦克对她的伪装根本没有察觉，而这降低了麦克调查的可信性。麦克成为了那天火力攻击的中心，这毫无疑问是很尴尬的。但是他质疑了PSI警察们的愤怒和信条，提醒他们其他的文化一直以来都承认“另一种现实、另外的生物、另外的空间……这些都有可能和我们的世界互相交叉”。这些话更加激怒了怀疑主义者们。保罗库尔茨接着便痛诉道：“如果我们认同麦克的这些假设，那么我们就认同了天使和来世，天知道，还有什么是我们要接着认同的？”
毫无疑问，这就像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
转世、占星术和通灵在揭秘者们的世界观里是没有位置的，同样的，顺势疗法1、莱纳斯波林（Linus Pauling）2，不被认同的名单还可以无限继续下去。即使是关于暗杀JFK（约翰F肯尼迪）的阴谋论3都严重伤害到了揭秘者们的感情。作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忠实捍卫者，任何结论都不能是通过假设，而必须是通过对事实的观察来得出，这些怀疑主义者将他们自己看做是纯粹科学的“神父”。但是他们实际的行为却恰好是他们谴责最多的做法--建立一个科学唯物主义的“信仰体系”。当自由的思想和调查被绝对唯物主义的信条所取代，基于培根的理论而建立的信条实际上是遭到了损害。
一个科学的唯物主义者相信事实是唯一的真理，宇宙当中的任何事物，包括意识，都可以用一种物理的原理来解释--没有超自然的原因，没有目的，没有生命的意义。
简单说来，我们的思想、感情、灵感、个性--宇宙本身--仅仅是高度进化的化学反应。当然，对于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来说，我们的灵魂是并不存在的，还有任何超出大脑的意识、任何自然界不可解说的精神现象，他们都轻蔑地称之为：“迷信”。这种愤世嫉俗已经延伸到了当前可能挑战主流学术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包括先进的失落文明、另类医学，以及超自然现象。举个例来说，由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肖赫（Robert Schoch）和作家约翰安东尼韦斯特（John Anthony West）通过对水的腐蚀效果进行调查而得出的结论--斯芬克斯比我们所认知的实际上要古老得多。这一理论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不仅仅是在科学的领域，主要是它所包含的信息已经威胁到了当前主流学术界对史前史的假设。对先进的失落文明的事实调查和新的理论迫使我们重新评判我们的起源，但是揭秘者们声称这都是胡扯。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反面，但他们仍然坚持这样的理论都是骗人的，都是胡扯。他们认为这样的理论因为有预先的假设从而违反了培根思想的最重要的原则。他们始终主张知识的纯粹为最高原则。
“周六夜现场”1的韦恩（Wayne）和加斯（Garth）怎么看待这一切呢？“我们不值得……我们不值得。”
为了壮大他们的声势，Psi警察联合了像卡尔萨根（Carl Sagan），一个从前的魔法师现在的揭秘者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喜剧演员斯蒂夫艾伦（Steve Allen）这样的人，以及一群和他们一样持有极端怀疑思想的各式各样的学者。他们的目的是劝说那些“迷信”的人除了具体的唯物主义之外的其他任何信仰都是空话，从而用我们的良知来拯救我们自己和民主。他们的怀疑主义是绝对的，当然，也是毫无证据的，但是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科学团体当做事实来接受了。这种绝对的怀疑主义是那些揭秘者在任何情况都要采用的隐蔽的前提，更不用说面对那些使人不安的问题，比如：“宇宙大爆炸的能力最初又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怀疑主义的立场。”约翰贝洛夫（John Beloff），爱丁堡大学的一个苏格兰心理学家这样说道。难能可贵的是，库尔茨发表了一篇贝洛夫为CSICOP的杂志《怀疑调查者》撰写的文章。众所周知的是，贝洛夫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通灵学，对那样一份杂志来说，这很显然是极其不寻常的事。在这篇文章中，贝洛夫讨论了怀疑主义的立场，揭示出一个先入为主的信仰不包括那些不符合我们已知的知识、假设、自然规律的有效现象--那就是说PSI警察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贝洛夫总结了他们的怀疑主义立场，说道：“通灵学的发现（对库尔茨来说）可能……虽然现在通灵学被接受的只是其表面价值，但是长期的默契关系终将会使它融入物理主义的世界观的。”贝洛夫继续说道：“所以，他（库尔茨）特别反对那些暗示着任何一种心灵的、精神的，或者理想主义的层面的异常现象。”贝洛夫博士还告诉我们，库尔茨的“绝对怀疑主义”的立场一点也不奇怪。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立场被广泛地应用于学术研究和科学组织。但是，现在它遇到了麻烦。
—————揭露揭秘者1的真相：所谓的怀疑主义者们是否有一个秘密的日程表呢？（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学领域的进步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实着我们的意识在我们死后依然存在。雷蒙德穆迪博士（Dr。 Raymond Moody）在他的著作《死后的生活》（Life after Life）中收集了数百人的相似的证词，证实了超出身体局限的真实性。许许多多的在临床诊断上已经死亡的病人在医院的急救室里又重新活了过来，这些现象都迫使怀疑主义者用一种新的、有创造力的方式来改变他们的唯物主义的看法。怀疑主义者骄傲地将那些回复意识的病人贬损为精神的短暂失常，说他们是由于神经传递素的影响，或者是出现了幻觉，或者就是骗人而已。那些记录人类的濒死记录的电视节目也许可以让他们再认真考虑考虑，人类的大脑确实就是意识唯一的来源。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这些怀疑主义者确实经常出现在媒体当中。为了反对那些反对他们的观点，怀疑主义者通常忽略那些可以驳斥他们的证据，比如在急救室里去世的病人，后来又活过来了，这些在临床上已经死亡的病人回忆的他们在接待室的谈话等等。
肯尼思林博士（Dr。 Kenneth Ring）的《垂死的生命：对濒死经验的一项科学调查》（Life at Death：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Near Death Experience）指向了一个承认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是占首要地位的思维模式的转变。他的结论打击到了科学唯物论和绝对怀疑主义者的心脏，挖了PSI警察的墙角。“现代物理学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似乎都只反映了一种现实，”他强调说。他还认为唯物主义科学有其自身的局限，我们对绝对知识的追求同样存在于宗教、哲学、灵性的领域。实际上，他的观点并不新。神秘主义者、知识分子和重要的科学家们都表达过同样的观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用的是一种诗意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是神秘，它是所有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源泉。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闭上的……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感情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情感。”
尽管科学唯物论恼人的声音反映了我们自身对直觉和灵感的不信任，但我们还是应该将我们自身上升到更接近于爱因斯坦的高度，去寻找生命中的神秘性。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怀疑主义者向我们贡献的：在面对倾向于迷信和骗术的领域时，他们所使用的严密的批判性思维方式。科学的方法如果恰当的理解的话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并且会非常有用。科学帮助我们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进入了现在的太空时代，治愈了小儿麻痹症等等（虽然科学的发现常常都是出于意外）。但是有时科学唯物主义会和攻击与传统体系相悖的任何思想的人结成同盟。当前这种对绝对唯物主义的狂热已经入侵到了我们的生活、学校和法庭，我们正冒着丧失个性解放和自由思想的危险，这是对民主的真正威胁。以科学的名义，似乎也得到了科学团体的许可，揭秘者、怀疑主义者，以及一些所谓的“专家”们突然间就戴上了权威的帽子。
《怀疑调查者》（Skeptical Inquirer）1995年1月到2月的那一期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所谓的“专家”。在那一期当中，约瑟夫西姆哈特（Joseph Szimhart）以非常轻蔑的态度批评了詹姆斯莱德菲尔德（James Redfield）的畅销小说《塞莱斯廷预言》（The Celestine Prophecy）。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西姆哈特的眼里，这本书好像就不是小说一样。西姆哈特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这本小说吗？还是他觉得这本书的内容没有什么好说的。当我们认识到在西姆哈特的背后是《怀疑调查者》这本杂志时，我们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是西姆哈特毫无根据地指责莱德菲尔德笔下的人物，认为作者讲这个故事的唯一动机是为了赚钱。他同时还攻击了宗教和神秘信仰的传统，以及这些传统的领导者，包括玛哈里希玛赫西优济（Maharishi Mahesh Yogi）1、贝尔德斯波尔丁（Barid Spalding）2、盖巴拉德（Guy Ballard）3和卡罗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4。就像他对莱德菲尔德的评价一样，他认为他们的唯一目的也是为了钱。他认为尼古拉斯诺德维奇（Nicholas Notavitch）所描述的耶稣在印度的事迹纯属虚构，诽谤了这个在西方已经存在了两千多的历史事实，虽然它近来才被西方学者们发现。然后，他将全球流行的伟大著作《奇迹课程》（A Course in Miracles）5描述为“反对派的……独裁专横的巨书”。
放轻松点，乔伊！
但是西姆哈克智力上的偏见并不是他唯一的问题。作为一个自成一派的“解洗脑专家”6，他的个人背景其实包含了很深的含义。他对“新时代7信仰体系”曾经有过非常疯狂的反对行为，强行用拘留和胁迫的方式对待那些信仰这个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新的宗教运动”的人们。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刑事案件中，西姆哈特被指控为绑架，险些被定罪，但是他的同伴们没有这么幸运。所以，后来我们从他以前的同伙们那里得知了他那些疯狂的行为。根据雪城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被他胁迫或绑架过的人们可能会遭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所受到的伤害远比他不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来得严重。
根据检查局所摘录的他的日记显示，他参与绑架的一个动机是：钱。他在《怀疑调查者》上发表的文章则揭示了另一个动机：他对任何类似于“唤醒内心的真实，或者灵知1”（他自己的话）的由衷的反感和厌恶。他的这种偏执和不能容忍为他赢得了一个头衔“反新宗教专家”，并且被加到了他发表的文章的脚注里。《怀疑调查者》的编辑也许是认为这个头衔让他的怀疑主义显得更专业。
————揭露揭秘者1的真相：所谓的怀疑主义者们是否有一个秘密的日程表呢？（3）
幸运的是，只有极少数的怀疑主义者像西姆哈特这样的狂热。西姆哈特不是科学家，也许真正的怀疑论者一开始就会奇怪为什么他的文章能出现在《怀疑调查者》当中。此外，许多科学家，尤其是那些也自称为怀疑论者的，往往是用真正的客观性原则来对待超自然现象。其他人则积极地调查那些神秘的、异常的、超验的现象。将意识看做现实的基础这种理论和依据吸引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和专家的关注，比如前面提到的哈佛大学的约翰麦克，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布莱恩约瑟夫森（Brian Josephson），后者写了《未来的大联盟：物理和灵知》（The Next Grand Union， Physics and Spirituality）。
当优秀的专业人士们也进入到这一被禁止的勘探领域后，那些怀疑主义者们可能会觉得更加不安。约翰麦克大胆地去调查了那些声称被外星人绑架的人，他们不仅声称自己被外星人绑架，而且还声称自己经历了类似心电感应的实验，这些奇奇怪怪的讲述显示了潜意识和物理现实相融合的状况。在穷尽了各种可能的解释后，麦克通过在催眠状态下的回忆来收集证据，并最终得出结论：现实一定不止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结果，麦克在哈佛大学的终身职位受到了调查，他的很多同事都谴责他的主张，当然也有另外一些同事认为他的勇气值得称道。
布莱恩约瑟夫森在年仅22岁的时候就在剑桥大学发现了一个神奇的量子属性，现在被称作为约瑟夫森效应（电子能通过两块超导体之间薄绝缘层的量子隧道效应），在此之后他转入到了意识领域的研究，这让他的很多同学大吃了一惊。之后，他在剑桥大学具有传奇色彩的卡文迪什实验室2接受了终身教职。那是在1972年。一年以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此后，他放弃了正统科学的世界，转而追求神秘的理解。在他转入这一“被禁止的领域”之前，他一直被科学界看作是“天才”。其实，他的这种倾向早就有了迹象，在他还是研究生的时候，他就表达了他对那些不可见的现实的感激。他对“约瑟夫森效应”的发现就来自于，他认为电子隧道能够通过两块超导体之间的薄绝缘层，就和电影里那些幽灵能穿过墙一样。
以他对量子力学的理解，对宇宙内部运动的规律的理解为基础，他假设在这样的电路中，电波实际上是同时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运动，从而产生了一种对磁铁和电力都特别敏感的驻波1。贝尔实验室后来证实了约瑟夫森的发现，进一步提升了约瑟夫森已经拥有的天才和创新家的声名。在他最近发表于《科学美国人》上的一篇文章里，他说道量子力学允许导致超自然现象出现的“同步性”。如果我们对其进行解码的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把意识看作物理现实的基础是另一条道路。他说道，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作演讲的时候，他的观点被大多数人接受了。就在这篇文章里，他还说到如果一个科学家要提高自己的能力的话可以多进行冥想的锻炼。
我们也许会说那些不知变通的怀疑主义者欠缺约瑟夫森的敏锐的头脑。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怀疑主义者都拒绝承认约瑟夫森代表的思想。正好相反，有的人会执着地追求真理，不管这种追求会将他引向何方，比如迈克尔伊普斯顿博士（Dr。 Michael Epstein）--一个化学家以及一个怀疑主义者组织的副主席。伊普斯顿在最近出版的一期《美国科学探索协会》中评论道：“揭秘者经常自称为怀疑主义者。然而，一个真正的怀疑主义者是那些愿意批判地看待所有异常现象的人，而这也是美国科学探索协会（SSE）要做的。”
最近，这个协会和一群科学家、学者在加利福利亚的亨廷顿海滩举办了一次聚会活动。聚会的讨论话题从濒死经历（NDEs）到轮回转世的具体例子，任何一个都足以震颤PSI警察。其他话题则涉及到：能够预测地震的生理反应；月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火星上的人工痕迹；斯芬克斯的年龄；神的立场和神的科学；原始祭祀场所的听觉装置；考古天文学；另类能源；航天器的惯量损失；心灵感应以及精神致动学。协会的成员们并非一定要赞成某种立场。他们更愿意用一种科学的既非否定的，也非接受的标准来看待那些不能掌握的理论知识。举个例，劳伦斯弗里德里克（Lawrence Frederick）教授--协会的秘书和前美国天文协会秘书，他反对那些用于收集火星上人工建筑的证据的方法，但是并不完全排斥这一理论。他率直的谈到了火星上有一个博物馆的理论：“我并不能证明它是错误的，但是它听上去挺愚蠢的。”他说道，如果不通过双盲实验法1，仅仅用火星上的一个地理位置来反对另一个位置的人工几何建筑，这样是不能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的。
到了今天，弗里德里克和其他协会成员都用一种其他揭秘者没有的开放心态来开展调查研究。他们自由奔放的调查涉及了范围很广的理论和现象，不管它们有多么奇怪。在他们的声音里，我们可以听到怀疑主义与魅力的融合，也许还有科学的严谨与人类的猜疑的结合。在对一个需要匿名的成员的评价当中，弗里德里克形容他是“博学的、可爱的人”。这个人在一个重点理工院校任教，他需要保持匿名的原因是：虽然在大多数的问题上他和PSI警察保持了一致，但是他却证实了尼斯湖水怪确实存在……因此，老实说，他的立场相当古怪。这也许会让你们怀疑：
————受审判的“巫术科学”1：反对创建另类科学的袋鼠法庭（1）
尤金·马洛威博士
出版于2000年的《巫术科学》（Voodoo Science）一书，也许在未来的科学史家们看来，就好像是20世纪晚期物理学死灰里的余烬。这本书痛快地抨击了所谓的“万能理论”，它自身很快就拥有数不清的疑点，不过它都很高兴地忽视了它们。作者罗伯特L帕克（Robert L。 Park），是马里兰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近些年来可谓意气风发。自从他在1982年开始担任美国物理学协会（APS）的首席代表以来，他就是媒体们需要新鲜评论时的最爱。
不论是批评载人航天技术、反导防御雷达、另类医学治疗、超感应知觉研究、宇宙飞船探索，还是他最爱抨击的主题--冷核融合，罗伯特帕克的名字都可以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其他报纸的非编辑部成员观点页的首栏里被找到。他在科学网络专栏（www。opa。org/WN）上的每周政治评论，太过于出色了，以至于美国物理学协会都不敢承认。因此帕克以简直不能忍受的放肆在每个专栏的后面都加上了一个假的无责声明：“这些观点都是属于作者个人的，并一定是APS认可的观点，当然，他们应该认可。”这就是帕克，他希望所有的读者都能通过他和他的许多傲慢无礼的物理学同事所持有的科学确定性滤镜来看待这个世界。
帕克将他无与伦比的“智慧”融进了他最近写的一本小书里，这本书宣称发现了一种新形式的科学--巫术科学。他对巫术科学的定义体现在这本书的副标题里：“从愚蠢到欺诈的道路。”他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从“无心的错误”到“自欺欺人”，再到骗人的过程。因此，他进一步详细地定义了“巫术科学”：“愚蠢和欺诈之间的界限是很难划清的，因为我们很难说清楚什么时候这个界限被跨越了，我使用的‘巫术科学’这个词包含了以下的所有概念：病态科学、垃圾科学、伪科学和欺诈科学。”
帕克说他是在为APS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巫术科学，他“经常遇到一些科学的观点，但他认为它们完全的、无可置疑的、彻彻底底的是错误的”。他是那么的确定，不惜使用了三个副词来强调他命名为“巫术科学”的那些对象不可能是对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从传统的、神圣的基础理论中得出的结论。而正是在这个方面导致了帕克和他的物理协会的同事们的致命错误：他们抛弃了在他们从事科学事业之初所拥有的对科学实验的好奇心。他们攻击那些一眼看上去就好像和理论相冲突的实验，并从中得出了一两点结论：1）理论不可能会出现根本性改变，从而使那些现象得以出现，或者2）根本不存在允许那些现象出现的理论。这需要特殊的傲慢自大才能如此肯定地得出以上两种观点，尤其是当这些奇特现象的理论和实验都是针对怀疑主义者时，比如说对冷核融合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帕克以为他知道他和他的物理协会在干什么，但是实际上他根本不清楚。他写道：“……不管一个理论看上去有多么可信，最后能够说话的还是实验。”但是对帕克来说，理论掌控着什么样的实验能进入他的视线。帕克显示了他对科学范式转变引发的斗争的完全无知（在某种意义来说，他在阻碍的那场斗争），他宣称：“当我们有更好的有用信息时，科学教科书的重新编写绝不会有任何的迟疑。”
在《巫术科学》中，帕克第一次提及“冷核融合”时，就充满了鄙夷。他说道：“前些年斯坦利庞斯（Stanley Pons）和马丁弗莱契曼（Martin Fleischmann）发现的可耻的冷核融合1。”他提到每年都有一群支持者聚集在某个奢华的国际度假村，试图复苏冷核融合。他感到不解：“为什么这小部分人会如此执着于一个若干年前科学界就因为其太过于幻想而拒绝承认的东西呢？”随后，他自己推测道：“可能是这些科学家的无聊在冷核融合中得到了解脱。”
帕克在整本书里都情绪激动地谈到冷核融合，并告诉了我们他对冷核融合的真实想法：“在1989年的6月6日，即盐湖城发布会的七十五天后，冷核融合很显然已经越过了从愚蠢到欺诈的界限。”他认为弗莱契曼和庞斯“夸大或者伪造了他们的实验数据。”（他仅仅依靠推测冷核融合的研究员--清洁能源技术公司的詹姆斯帕特森博士[Dr。 James Patterson]可能会“越过愚蠢到欺诈的界限”。）
帕克根本就没有去研究许多年前的可以证明冷核融合的原始数据，尤其是氦-4核灰数据，即使是这个数据已经进入了同类检索文献当中。1989年6月14日，在《高等教育纪实报》中，帕克提到：“关于这个争论的最让人失望的一点就是它其实几个星期前就该结束了。如果真的在两位科学家所宣称的条件下发生冷核融合，那么氦--融合的最终产物，一定就会出现在钯电极当中。”“当然，如果并没有产生氦的话，那你也就不用担心温度升高了。”这是在1991年春天时他跟我说的话，我记载在了我的著作《从冰到火》（Fire from Ice）中了。除了他错误的忽略了氦可能会存在于冷核融合的表面反应所产生的气体中（这种冷核融合的氦已经在1991和以后数次被发现），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帕克从来没有提到过任何已经发表了的冷核融合实验中的氦研究。
至少是从1991年开始，APS的科学家同行们，比如斯科特夏普博士（Dr。 Scott Chubb），就已经告诉了帕克在冷核融合实验的电极和气流中所发现的氦-4。这类独立的实验也已经发表在了美国和日本的同类检索期刊当中。帕克无疑是知道这些的。但是《巫术科学》完全没有提到这类数据，这就是帕克对媒体和对一般公众的令人震惊的欺诈行为。
因此，在冷核融合这个问题上，帕克在他自己的词典里从愚蠢走到了欺诈。他根本没有麻烦自己去找那些可以支持冷核融合的实验数据，荒谬的评论道：“在冷核融合被提出十年之后，它所有的证据也并没有比十年之前更有说服力。”他纯粹是以娱乐的荒谬错误来重写了冷核融合的发展历史：“我相当怀疑，庞斯和弗莱契曼怎么能够在冷核融合这个问题上工作五年之久，而不去图书馆去查我们早就已经知道的金属氢这个事实？”电化学专家马丁弗莱契曼，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会不知道金属氢？即使是对道德标准混乱的帕克来说，也似乎是怀疑得过头了。也许帕克才是那个应该去图书馆的人，那么他就会发现其实就是冷核融合的科学家们，比如弗莱契曼、庞斯他们写的金属氢的教材。弗莱契曼在这一领域的卓著的研究使他获得了在英国皇家学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科学研究院）的教职。在别的文章里，帕克一直强调他效忠的对象是经典理论和权威机构的专业人士，但是在这件事上，帕克很显然不清楚什么是权威和专业。
————受审判的“巫术科学”1：反对创建另类科学的袋鼠法庭（2）
如果帕克关于冷核融合的知识不是从科技论文——科学知识的普遍获得渠道——中得到的，那么他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很显然他是在向反事实批评家道格拉斯莫瑞斯博士（Dr。 Douglas Morrison）学习，后者是欧洲核能研究机构的成员，他在参加国际冷核融合会议时问了很多愚蠢的问题，这证明了，他和帕克一样，根本没有去读冷核融合的那些文章。帕克认为：“莫瑞斯替我们其他的人留意着冷核融合。”所以，造成这种的原因无疑是莫瑞斯，正是他提供了主要的关于冷核融合的“病态科学”理论，然后传递给了帕克，帕克再用适合华盛顿普通大众的虚假语言将其包装起来。
尽管莫瑞斯是唯一一个发表了文章来反对冷核融合的怀疑主义者，他试图抓住冷核融合里的量热学问题和电化学问题，但是他文章里的每一个段落都含有一个根本的错误。举几个例来说：他把同一个系数减了两次。他宣称弗莱契曼和庞斯用了“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原始分析”手段，其实他们并没有用。他认为应该用另一种更先进的分析手段来代替，推荐的却正是他们使用的那一种。他混淆了电能（瓦）和能量（焦耳）。他宣称从0。0044克钯氢化合物分子里分离出来的氢可以产生144瓦的功率和1。1兆焦耳的能量。但是教材里所记录的相同情况下可制造的最大功率仅为0。005瓦，只用一个简单的计算我们就能得知最大的能量则是650焦耳。这就是帕克所依据的“专家”。
但是帕克深知把一个严肃的主题变为一个笑话的新闻价值。在他对早期冷核融合的评论中，他说道：“冷核融合正在成为一个笑话。在华盛顿这是很常见的命运。”
在攻击完整个冷核融合研究以后，帕克挑出黑光能源公司1的兰德尔米尔斯博士（Dr。 Randell Mills）进行了专门的批评。他说米尔斯并没有提供“任何实验性的数据”来支持他所提出的在形成分数氢（hydrino）的过程中释放出多余能量。帕克没有去讨论米尔斯引用来证明他的理论的其他各种各样的实验性的、天体物理学的数据。帕克掩盖了美国航空航天总局（NASA）刘易斯研究中心发表在其官方报告中的关于米尔斯实验数据副本的严肃的、正面的调查结果。帕克主要是从理论的角度来反驳兰德尔的：“那些提出分数氢的人严重违背了已经建立的成功的物理学原理。”这个“万事通”先生夸张的反问道：“在什么样的几率下兰道尔【原文的拼写错误】米尔斯会是正确的呢？在一个非常高的准确度来说——几率是零。”
尽管我很期待帕克打破科学的异常，但我还是没料到他对太空飞行以及这项事业的未来是那么的无知。在美国国会支持载人太空飞行计划之前，他在90年代初的证词里评论了太空飞行，他回忆道：“我那时想要解释为什么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早在二十五年之前就结束了，而且也没有复苏的迹象。”人类的太空事业没有未来？帕克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他用了两句包含着荒谬意思的诗句来结束了他鼠目寸光的评论：“美国的宇航人员被困在了近地轨道里，就像那些被丢在废弃火车站的乘客，等着一辆永远不会开来的火车，科学发展已经绕开了他们。”
业余宇航员帕克接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奇的错误：“如果近地轨道里有黄金的话，那我们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简直太绝了！当他得出这样的或者类似的结论时，很明显，他根本不了解像火箭和航空制动器在离轨飞行时所消耗的小型推动能源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在新兴的商业航空运输时代，帕克的离谱批评会被看做是20世纪晚期最大的错误，正如20世纪早期宇航员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所认为的：比空气重的飞行看起来还会继续不可能。
在帕克对载人航空飞行的清算中，他还声讨了航空英雄约翰格伦（John Glenn）：“哈姆（Ham，早些时候用于美国太空飞行的一只大猩猩）和格伦最终都会在华盛顿着陆，格伦进了参议院，哈姆进了国家动物园。哈姆不久以后就去世了，再也没有回过太空。”
他攻击“救世主工程师”罗伯特朱布林（Robert Zubrin），后者在其著作《火星计划》（The Case for Mars）中提出了具体的、经过了仔细研究的改造火星的太空计划。帕克认为朱布林开始了“他自己的狂热崇拜——火星社会”。帕克嘲笑了这个激发了本世纪像罗伯特戈达德博士（Dr。 Robert Goddard）等诸多科学家去热切地研究载人航空飞行的伟人：“朱布林已经得到了教训。他的最大问题就是爱做梦。当他的后继者们一脚踏进火星的沙子里时，他们会发现最具有挑战性的技术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把沙子扫开。”
————受审判的“巫术科学”1：反对创建另类科学的袋鼠法庭（3）
在书的护封上，帕克除了冷核融合之外选择了“磁疗”作为“愚蠢的、欺诈的科学发现”的代表。他只用了一个实验来验证他的观点，他选择了所谓的人体磁疗仪，试图用误导的方式来反驳它。他从当地商场里卖了一个活动的磁铁，然后把它吸到了一个钢的文件柜上。接着，他在磁铁和文件柜之间塞纸张，在塞了十张纸后，磁铁就掉了下来。他很高兴的说道：“信用卡和怀孕的妇女们是安全的！这些磁铁的吸附范围很难超过皮肤，更不用穿过我们的肌肉了。”帕克仅仅只是发现了静摩擦力（由磁铁的磁性引起的）不足以使磁铁抵抗住重力。但是就依据这个，他得出了磁场作用力不会穿过皮肤的结论！这简直是大错特错，麻省理工物理学二年级的学生都知道这一点，也许在马里兰大学也一样。帕克靠这个可以得一个F等（指最差的）的成绩。帕克还说道：“就算它穿过了皮肤，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帕克总是有一种先天的理论洞察力知道为什么有的事是“不可能的”。这个美国物理协会的公共事务部主任也许需要再复习复习科学一百零一问。
依照帕克对冷核融合的无能的评论和他对基础科学方法论的误解，我们也不能期望在其他争议领域会有一个有用的鉴定，比如古典热力学到底有没有漏洞或者说延伸的可能？低级的电磁场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理系统？或者“水的记忆能力”？以及另类医学的科学基础？完全没有考虑这些问题的个体差异，帕克以对待冷核融合的相同的无礼全都给予了否定。
当然也不是说不会有人赞同帕克的观点。比如，有些和“更好的世界技术公司”的骗子丹尼斯李（Dennis Lee）一样的人，都是帕克的同伴，虽然这些人都惊人的无知，而且与严肃的异能现象科学探索毫无关联。帕克说道：“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我们影响了全球的气候。”也许有的科学家会同意这一点，但是我刚好不同意。我赞同那些大气科学家所认为的：现在的计算机还远远不足以模拟出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
从另一方面来说，帕克很容易就原谅了像政府投资的磁约束核聚变（Takamak hot fusion）的这类实验，而后者即使是在和冷核融合完全不相关的人看来也是非常浪费财力的研究计划。他完全没有评价超导超大型加速器（SSC），即使这个项目在还没来得及浪费更多纳税人的钱之前就已经被暂停了。我们没有听到他提及最近惯性约束核聚变（ICF）武器和激光核聚变仿真装置的超支丑闻，即使这个项目是由一个在学术道德上都不诚实的物理学家所主持的。对帕克来说，这样的浪费明显都属于“家庭内部问题”——属于那种政府资助的物理机构，可以随便浪费上流阶级的财产。
这是很有诱惑力的推测：帕克也许具有某种精神上的问题，比如心理投射和认知失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糊涂的男人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以后，一定清楚自己已经用完了可以评价冷核融合实验数据的基本知识。他根本不知道那些数据是好是坏。很显然，他只是肤浅地研究了一下冷核融合，但是他却走在了攻击它的最前沿——他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根本无法回头。在其他问题上，从载人航天飞行到磁疗，如果承认他犯了错，那又会招来对他的其它许多判断的新的质疑。他希望冷核融合能够在许多年前就销声匿迹，但是它并没有。所以他臆想道，冷核融合领域都是由一帮子“看见他们希望看见的”人组成的。实际上，帕克才是那个“只看见他希望看见”的人——总是在有证据的地方忽视证据！下面这段从《巫术科学》里摘取的话，其实正好可以用来形容他：“虽然我从来不低估人类自我欺骗的能力，但是他们必须在某个时候开始意识到，事情并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发展。”
在科学进步的烛照之下，真正的正义会降临到物理学协会里的这类极度的愚蠢和卑劣的批评上，他用来攻击其他人的偏见和谎言正好暴露了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专家”的回击：抛弃证据，电视学习频道想要消灭亚特兰蒂斯异端思想（1）
弗兰克·约瑟夫
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看到人们对亚特兰蒂斯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兴趣。2001年夏天迪斯尼公司发行的动画片《亚特兰蒂斯——失落的帝国》无疑就是世界范围内对它的迷恋的反映。从巴哈马群岛和古巴的水域到玻利维亚阿尔托普莱诺和中大西洋，拥有最先进的探测技术的优秀研究者们正在实现重大突破。这本杂志的名字——《崛起的亚特兰蒂斯》直接向我们显示了所有的秘密——亚特兰蒂斯以在现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姿势崛起在千万人的注意当中。当然，顺理成章的，亚特兰蒂斯的复苏会激起许多传统学者，就是那些一听到“失落的文明”就会联想到最严重的异端思想的学者们的不满。无疑地，“失落”这个词的流行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在学生们和电视观众们面前试图将其揭穿的努力。谦虚但是不屈服的，“象牙塔”1的维护者们在一个电视学习频道反复播出了一个新的特别节目，名叫——揭秘亚特兰蒂斯。
我在一开始就希望能清楚的表明即使是最狂热的亚特兰蒂斯信徒都不反对其他公众提出相反的观点，而且，我们更希望把相反的观点看作是健康的挑战。我和我的其他研究亚特兰蒂斯的同事们一样，喜欢任何一个可以和那些陈腐守旧的天律不变论者们当面对质我们的事实和观点的机会。哪怕是最强烈的反对都是欢迎的，只要是具有真正的科学的好奇精神。但是当反对派们用公然的谎言和刻意的丑化来针对我们时，那我们一定会进行揭露和谴责。
“揭秘亚特兰蒂斯”这个节目在开始的五分钟就用历史上对沉没的大陆的各种假说来引导观众。他们告诉观众这是由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先描绘的。讲述者继续说道，对比原始近东文化和前哥伦比亚2美洲文化，意味着存在一个消失了的、大洋中的他们的共同的起源。但是很快的，这个和谐的观点就随着在中央康涅狄格州立大学任教的肯尼斯费德尔博士（Dr。 Kenneth Feder）的出场恶化成了专横的否定。
费德尔博士很震惊地发现他的学生中有五分之四的人都对亚特兰蒂斯确实曾经存在过的可能性感兴趣，所以他决定采用一种特别的防范措施来针对这种不能容忍的开放思想。电视节目拍摄了在进入基础的考古学学习之前，费德尔通常会让他的学生去参加一个反亚特兰蒂斯的灌输式教育课程。“失落的文明”的整个概念被单方面的逐一被否定，根本没有留一个可以争论的余地。费德尔博士激动地表示道：“如果真的存在着这么一个地方，那一定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在柏拉图之前没有人提到过亚特兰蒂斯。”电视节目的画外音空洞的继续说道：“在柏拉图死后亚特兰蒂斯被遗忘了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第一个提到这个名字，或者第一个发明这个名字的人也许就是柏拉图。”
实际上，早于柏拉图几个世纪之前，各种各样的亚特兰蒂斯的历史传说就出现在了全世界数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的民族当中。在许多土著文化中，亚特兰蒂斯有自己的名称，或者反映在当地文化当中，比如阿兹特兰（Aztlan），就是最早登陆墨西哥东海岸的阿兹特克人1的祖先们在口头上所说的“在太阳升起的海面上”的“白色岛屿”。在印度伟大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往世书》2中也描述了另一个“白色岛屿”——阿塔拉
（Attala），是在印度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是“西方的海”上的一个拥有强大力量和高度文明的山的国度。在《毗湿奴往世书》中，提到阿塔拉位于“第七层”3，大概是北纬24-28度，与加那利群岛在一条线上。加那利群岛的古安切居民把亚特兰蒂斯称为阿塔拉（Atara），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名字是阿特玛特（Atemet），它是一个引发大洪水的古埃及女神居住的地方。
在美国的古印第安民族切诺基（Cherokee）的传说中，阿塔利（Atali）是他们的祖先在一次灾难性的大洪水后被迫离开的地方。在玛雅人的故事中，阿特蒂兰（Atitlan）是玛雅人最早的祖先生活的地方，后来用于命名危地马拉西南地区中央高地的索洛拉省的一块消失的地区，就是在那里基切玛雅人达到了他们文明的辉煌顶峰。在巴斯克语当中，也就是巴斯克人4使用的语言中，阿特兰因蒂卡（Atlaintika）是他们的祖先在比斯开湾登陆时发现的一个被淹没了的王国。阿特兰托娜（Atlatonan）是“阿特兰洛克（Atlaloc）的女儿”，是一个蓝眼睛的处女，用来祭祀阿兹特克的雨神而被淹死。她的命运和她的名字都与亚特兰蒂斯相似，她的名字从字面上来看，意思是“阿特拉斯（Atlas）的女儿”，简直是惊人的相似，以至于不可能只是巧合。
和“揭秘亚特兰蒂斯”所讲述的内容相反，在柏拉图之后失落的文明并非被遗忘了两千年之久。在古典时期，它是希腊罗马世界里那些最重要的思想家们最常讨论的主题之一，包括亚里士多德、斯特雷波1、波赛东尼奥2、普罗克洛斯3、普卢塔克4、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5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相信亚特兰蒂斯的历史是真实的。同样的，17世纪德国的阿塔纳斯珂雪6和瑞典奥洛夫鲁德贝克7的也谈到过亚特兰蒂斯。节目的叙述者问道：“考古学家们对亚特兰蒂斯是怎么看的呢？”许多考古学家刻薄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镜头里，说道“垃圾”、“阴险的”、“幻想”、“骗人的”、“可笑的”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评价恰好准确的描绘了学习频道自己的“伪纪录片”。确实，当节目出现自封的“揭秘者”时，叙述是相当可笑的：“肯费德尔已经成为了确认那些可以证明亚特兰蒂斯是否是所有文明的来源的证据的专家。”费德尔教授随即在节目里展示了他在殖民地发现的众多陶器碎片中的美国原住民的陶器。因为他不能在他的小型的、非正式的、表层的挖掘中发现类似于亚特兰蒂斯人入侵的证据，他得出结论：在康涅狄格州的土地上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曾经有“失落的大陆”上的人来过。悲哀的是，像这种毫无价值的争论根本不足以证明“亚特兰蒂斯是否是所有文明的来源”。
————专家”的回击：抛弃证据，电视学习频道想要消灭亚特兰蒂斯异端思想（2）
这个节目在揭秘失落的帝国的可悲尝试中，还插叙了支持性的观点：旧大陆和新大陆8的金字塔之间明显的相似纯属巧合，二者毫无关系。费德尔武断地表示：“金字塔与亚特兰蒂斯毫无联系，我们完全可以不予讨论。”他否认中美洲的金字塔与苏美尔人的金字塔之间有任何的可比性，特别是和早期埃及的阶梯金字塔。但是由法老昭塞尔在沙卡拉建立的第三王朝金字塔9在许多细节上都和尤卡坦半岛帕伦克的玛雅人金字塔相似。他们除了非常明显的阶梯金字塔外形相似以外，还都拥有向下的走廊和地下的房间。帕伦克的金字塔掩埋的是叫做帕卡尔的玛雅国王的尸体。他的陪葬物所显示的葬礼的习俗和信仰都和旧大陆我们已知的做法惊人的相似。国王的灵魂要进入地下世界所要经历的八个步骤都和中美洲、埃及的信仰体系完全相同。在后者的信仰当中，第三个阶段是由一个叫斯巴克（sibak）的鳄鱼监视的。西帕克（cipak）则是阿兹特克人在葬礼上所使用的短吻鳄皮小船的纳瓦特尔语1名字。
在埃及和中美洲的思想当中关于人类灵魂的理解是相似的。在尼罗河流域的寺庙建筑上的“巴”2——它的形象是人头鸟身，经常在坟墓上的小洞间飞来飞去。在伊萨帕的玛雅人救济寺庙里也相似地绘制着一个从坟墓洞穴里飞出来的人头鸟。帕伦克的壁画也和埃及的壁画技术惊人的相似。玛雅人的形象和埃及的一样，都是绘成一排一排的，其中大多数贵族的头和脚都画成了平面的侧影。入葬的服饰也和法老们的没有什么区别，帕卡尔王的石棺和他耳朵上的耳钉都写着象形文字，他的脖子上同样戴着一个项链，项链是由许多切割成鲜花或水果形状的珍贵石头做成的。就像法老的翻版一样，帕卡尔王也戴着一个死亡面具。帕卡尔王的石棺底部，也和法老昭塞尔一样，可以使整个石棺直立地放在基座上。帕卡尔王也和其他的法老一样，戴着一个假的络腮胡。
美国勘测家休小哈勒斯顿（Hugh Harleston Jr。）在1974年时发现帕伦克的记铭神庙3并不符合玛雅胡纳布（hunab4）测量系统的1。059米度量单位标准。相反的，他发现这一结构完全符合埃及的“腕尺”5。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房间，23英尺高，地面则是13英尺宽、29英尺长，房间顶上有石头做的横梁，这些都和埃及的大金字塔非常相似。发现帕卡尔神殿的墨西哥考古学家阿尔贝托鲁斯吕利耶（Alberto Ruz Lhuillier）认为这个房间和埃及的金字塔在很多细节方面都惊人的相似。在帕卡尔精雕细琢的石棺周围摆放了许多太阳神基尼奇-阿赫（Kinich-Ahau）的玉石雕像，也即“太阳眼睛之神”。他们和埃及皇家墓葬里由彩陶做成的小的夏勃梯（Ushabti）人形塑像，或者说“答者”的雕像并没有什么不同。意味深长的是，埃及的太阳神——胡努斯（Horus），也被等同于“太阳眼睛之神”，同时也被奉为王权的神圣化身。
玉石是中美洲最重要的祭祀石头，因为它的颜色象征着传播玛雅文化的祖先在尤卡坦半岛登陆时所看到的大西洋的海水。在阿兹特克人关于大洪水的描述中，与之相伴的最古老的故事是关于夏尔朱伊特（Chalchuitl）公主的，正是她亲自命名了玉石。帕尔卡的玉石雕像，实际上就叫做夏尔朱伊特斯（Chalchuitls）。
比否认新旧大陆之间明显的文化一致性更可怕的是，“揭秘亚特兰蒂斯”的编导试图将任何对亚特兰蒂斯的历史感兴趣的人界定为潜在的大屠杀凶手。在播放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的画面的同时，画外音叙述道：“那些重要的纳粹份子们相信优等民族是从亚特兰蒂斯起源的。其中最有热情的信仰者是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纳粹党卫军的首脑。希姆莱安排德国的科学家去寻找亚特兰蒂斯优秀种族的后裔，寻找范围从安第斯山脉一直到西藏。”为了证明希姆莱所认为的他的雅利安祖先——亚特兰蒂斯人确实存在过，这些科学家认真地考察了当地土著人的身体外形，寻找任何可以支持希姆莱观点的细微证据。这种关于雅利安人是亚特兰蒂斯后裔的主张，无疑支持了纳粹的雅利安民族是优等民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的思想。“
说到”幻想“！在这一问题上研究了二十多年，我都没能发现任何一个”重要的纳粹份子们相信优等民族是从亚特兰蒂斯起源“的出处。在所有关于第三帝国的文献中都找不到”亚特兰蒂斯“这个词。不管是在《我的奋斗》中，还是在希特勒其他数以百计的演讲中，都没有出现”亚特兰蒂斯“这个词。在多卷本的《希特勒的饭桌谈话》里，他只有在一次午饭后的闲谈里，在讲到史前传说时提到过一次。希姆莱既不知道也不关心什么亚特兰蒂斯文化。就像任何关于他的传记里所展示的那样，他的注意力完全只专注于德国。阿尔伯特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纳粹最重要的哲学家，在他的代表作《20世纪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20th Century）里同样没有提到过亚特兰蒂斯。纳粹被指控犯下了许许多多的罪孽，但是至少在用起源于亚特兰蒂斯文化来证明雅利安民族的优越性上，他们确实是无罪的。
在这个纳粹亚特兰蒂斯主义的荒谬说法的基础之上，费德尔解释道：“在我们说到像消失的大陆——亚特兰蒂斯这样的问题时，我们最好要清楚文明的发展几乎都是独立的，这样就没有人会说‘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好，一个人比另外一些人更聪明’，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这样的说法后会发生些什么。所以，我不会告诉你相信亚特兰蒂斯必然会是导向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第一步。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当我们相信幻想时我们会处于一个非常光滑的斜坡，这些幻想会让我们滑向我们根本不想要去的地方。”
换句话说，当我们开始质疑主流的亚特兰蒂斯学说时，“我们就处于一个光滑的斜坡上”，它会将我们导向种族大屠杀。这种针对于那些敢于不相信官方立场的人们的令人讨厌的诽谤，只能产生自那些怀有极度恐惧心理的部分传统学者。他们察觉到了当代亚特兰蒂斯学者们提供的不断壮大的具有威慑力的证据正在威胁着他们陈旧过时的调查，以及他们赖以为生的职业。指责某些人用亚特兰蒂斯来证明“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好，一个人比另外一些人更聪明”简直太荒谬不过了。刚好相反的是，我们的调查者满心期望着能够从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的文化传统中找出重要的证据，用来证实和解释亚特兰蒂斯文明。而这些都是正统的官方学者们不予以考虑的，他们总是带着傲慢的笑容称之为“神话”。他们自以为比那些土著居民更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到底谁才是“种族主义者”？
让人恶心的学术界的副产品出现在了一部分人身上，他们在情感上根本无法客观，而是充满了心胸狭窄的傲慢和自我膨胀的无知。“揭秘亚特兰蒂斯”也许没有揭示任何关于失落的文明的内容，但是它确实告诉了我们那些邪恶的人的嘴脸，这些人根本无惧于攻击其他人，从而来保持他们面临危机的教条。然而，当亚特兰蒂斯崛起在世界各地的男男***们的头脑里时，这个让人难以忍受的教条，最终会得到人们的批评。
————维里科夫斯基出版旷世巨著《碰撞中的世界》所引发的战争
彼得·布罗斯
40年代的时候，伊曼纽尔维里科夫斯基（Immanuel Velikovsky），一个出生在俄国的资深学者和语言学专家，无疑中发现了一本原始手稿，这本手稿让他开始相信《圣经》里所提到的瘟疫，在历史中曾经真实发生过。在翻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后，他发现了可能是圣经中瘟疫发生的原因——一个巨大的彗星出现在了天空中，就像在原始的苏美尔人的印章里所描绘过的一样，当巨大的彗星经过时他们的确和东方发生了一场战争。维里科夫斯基总结道：这个彗星实际上就是金星，它比较晚才进入太阳系——可能是几千年之前——当它经过太阳系附近时，它把地球和火星挤出了它们自身运行的轨道。维里科夫斯基说道，最终，这个入侵者在水星和地球之间占据了它自己的运行轨道。
维里科夫斯基将这一研究成果出版成了一本专著——《碰撞中的世界》（Worlds in Collision）。他非常清楚他的结论违反了牛顿的“天体力学”。如果所有的行星在太阳系形成之时就已经各就各位，那么一个额外的行星加到这个体系中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更加不可能的是，这些都发生在五千到一万年以前。这种看法超出了纯粹的假设、理论和理念。它成为了实质上的“事实”，比其他大学教授们提出的许许多多不可挑战的具体“事实”还要更加坚固。
这些大学中的一个是位于波士顿的天空之下的哈佛。虽然即使是在40年代，波士顿也没有一个非常清澈的天空，但仍然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天文学家，比如哈佛大学自己的哈洛沙普利（Harlow Shapley）在某些时候看见了阳光——当他们的思想被“现实”和“事实”所照亮时，就形成了我们今天已知的许多理论的基础。
维里科夫斯基为他自己的历史发现激动不已，他去找了哈洛沙普利，因为后者是当时最著名的天文学家。
但是沙普利非常不喜欢读其他人的研究报告，他告诉维里科夫斯基如果有一个他所尊重的第三方将报告交给他，他会考虑读一读。他同意这个第三方是他哈佛大学的同事——优秀的哲学家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
沙普利成功地避免了去阅读那些冗长的报告。卡伦在写给他的一封信里激动地赞美了维里科夫斯基的工作，他说如果维里科夫斯基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传统的天文学，以及其他的一些传统思想都将被改写，这让沙普利暴跳如雷。
“对伊曼纽尔维里科夫斯基博士的耸人听闻的宣言，我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道，“因为他的结论非常明显的不是来自于可靠的数据。”也就是说，因为他的主张与主流理论不一致，因此他的结果不可能是来自于事实的。
沙普利继续说道：如果维里科夫斯基的彗星假说是正确的，“那么牛顿的理论就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如果维里科夫斯基博士是对的，那么我们其他的人都疯了” 。
我们可以设想下沙普利内心的斗争——将现实和回忆相比较。牛顿的天体力学位于他的整个天文体系的顶峰，他所提供的模板是所有其他现实将要测试的对象。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博士——维里科夫斯基——他的学术地位只是具备一个医学上的学位，居然绘制了一副现实的图画，与沙普利的图画、也与整个世界所热忱信仰的完全不同。反对沙普利已成定式的天体力学图像——一个整齐的、有秩序的太阳系，就像它在之前永久存在着一样，还将继续永远运行下去——维里科夫斯基所绘制的太阳系图像激怒了沙普利的世界。
沙普利表达了他的怒火就像其他许多学者表达他们的怒火一样。
可以这么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化解我们自身的怒气，如果我们的怒气是因为现实和对现实的重述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这种矛盾又是由某些个体所制造的，那么消灭掉这个个体看上去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这是对沙普利其后行为的最善意的解释，但这些优秀的科学家走得实在太远了，我们简直很难想象。
在联系沙普利之前，维里科夫斯基为了出版这本书也费了不少周折。在表达了对这本书的兴趣后，美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指派了优秀的编辑詹姆斯普特纳姆（James Putnam）来调查出版这本书的可行性。他不仅进行了对市场的调查研究——这一调查显示这本书具有很好的商机，同时他还联系了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咨询了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后者也显示了有利的结果。美国纽约海登天文馆的馆长认为维里科夫斯基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重新评估“现代科学的基础”。
根据这些调查报告，麦克米兰公司和维里科夫斯基签订了一份完全出版合同，就这样，《碰撞中的世界》出版了。作为出版前宣传的一部分，《哈泼斯》1的记者艾瑞克拉腊比（Eric Larrabee）为这本书准备了一篇缩略介绍，这篇文章以《太阳仍然稳固的日子》为名发表在了《哈泼斯》上。《读者文摘》、《科利尔百科全书》，甚至《巴黎竞赛》2都从中摘取了片段来发表，这本书的宣传甚至上了《新闻周刊》的封面。
沙普利作为回应，给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写了封信，这封信使用的是哈佛大学天文台专用信纸，信里写道：听到有传言说麦克米兰公司将要终止出版维里科夫斯基的著作，这真是太好了。沙普利本人就是这个传言的制造者，他更进一步说道：“我跟一部分科学家谈到了这件事，他们都很惊讶伟大的麦克米兰公司……竟然会冒险涉足巫术的领域，”最后还加了句：维里科夫斯基的著作简直是“一派胡言，以我的经验来说”。
这封信实际上是在威胁要抵制麦克米兰公司的这次出版行为，普特纳姆回信写到他不相信出版《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会影响到早就已经声名在外的麦克米兰公司所进行的科学出版业绩。沙普利当天就回信了，他说普特纳姆会被麦克米兰公司开除，如果有一天他在纽约碰见遇到维里科夫斯基，他会“到处看看，看他身边是否有个管理人”。
但是麦克米兰公司的总裁乔治布勒特（George Brett）被吓坏了，他写信给沙普利表示他将会在出版前，再安排一组独立的学者对这本书进行重新评估。最终这组学者赞同了维里科夫斯基的研究，认为它是诚实的，是符合科学的、公共的、总体的利益的。因此，布勒特授权出版了《碰撞中的世界》。
————维里科夫斯基出版旷世巨著《碰撞中的世界》所引发的战争一
彼得·布罗斯
40年代的时候，伊曼纽尔维里科夫斯基（Immanuel Velikovsky），一个出生在俄国的资深学者和语言学专家，无疑中发现了一本原始手稿，这本手稿让他开始相信《圣经》里所提到的瘟疫，在历史中曾经真实发生过。在翻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后，他发现了可能是圣经中瘟疫发生的原因——一个巨大的彗星出现在了天空中，就像在原始的苏美尔人的印章里所描绘过的一样，当巨大的彗星经过时他们的确和东方发生了一场战争。维里科夫斯基总结道：这个彗星实际上就是金星，它比较晚才进入太阳系——可能是几千年之前——当它经过太阳系附近时，它把地球和火星挤出了它们自身运行的轨道。维里科夫斯基说道，最终，这个入侵者在水星和地球之间占据了它自己的运行轨道。
维里科夫斯基将这一研究成果出版成了一本专著——《碰撞中的世界》（Worlds in Collision）。他非常清楚他的结论违反了牛顿的“天体力学”。如果所有的行星在太阳系形成之时就已经各就各位，那么一个额外的行星加到这个体系中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更加不可能的是，这些都发生在五千到一万年以前。这种看法超出了纯粹的假设、理论和理念。它成为了实质上的“事实”，比其他大学教授们提出的许许多多不可挑战的具体“事实”还要更加坚固。
这些大学中的一个是位于波士顿的天空之下的哈佛。虽然即使是在40年代，波士顿也没有一个非常清澈的天空，但仍然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天文学家，比如哈佛大学自己的哈洛沙普利（Harlow Shapley）在某些时候看见了阳光——当他们的思想被“现实”和“事实”所照亮时，就形成了我们今天已知的许多理论的基础。
维里科夫斯基为他自己的历史发现激动不已，他去找了哈洛沙普利，因为后者是当时最著名的天文学家。
但是沙普利非常不喜欢读其他人的研究报告，他告诉维里科夫斯基如果有一个他所尊重的第三方将报告交给他，他会考虑读一读。他同意这个第三方是他哈佛大学的同事——优秀的哲学家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
沙普利成功地避免了去阅读那些冗长的报告。卡伦在写给他的一封信里激动地赞美了维里科夫斯基的工作，他说如果维里科夫斯基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传统的天文学，以及其他的一些传统思想都将被改写，这让沙普利暴跳如雷。
“对伊曼纽尔维里科夫斯基博士的耸人听闻的宣言，我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道，“因为他的结论非常明显的不是来自于可靠的数据。”也就是说，因为他的主张与主流理论不一致，因此他的结果不可能是来自于事实的。
沙普利继续说道：如果维里科夫斯基的彗星假说是正确的，“那么牛顿的理论就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如果维里科夫斯基博士是对的，那么我们其他的人都疯了” 。
我们可以设想下沙普利内心的斗争——将现实和回忆相比较。牛顿的天体力学位于他的整个天文体系的顶峰，他所提供的模板是所有其他现实将要测试的对象。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博士——维里科夫斯基——他的学术地位只是具备一个医学上的学位，居然绘制了一副现实的图画，与沙普利的图画、也与整个世界所热忱信仰的完全不同。反对沙普利已成定式的天体力学图像——一个整齐的、有秩序的太阳系，就像它在之前永久存在着一样，还将继续永远运行下去——维里科夫斯基所绘制的太阳系图像激怒了沙普利的世界。
沙普利表达了他的怒火就像其他许多学者表达他们的怒火一样。
可以这么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化解我们自身的怒气，如果我们的怒气是因为现实和对现实的重述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这种矛盾又是由某些个体所制造的，那么消灭掉这个个体看上去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这是对沙普利其后行为的最善意的解释，但这些优秀的科学家走得实在太远了，我们简直很难想象。
在联系沙普利之前，维里科夫斯基为了出版这本书也费了不少周折。在表达了对这本书的兴趣后，美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指派了优秀的编辑詹姆斯普特纳姆（James Putnam）来调查出版这本书的可行性。他不仅进行了对市场的调查研究——这一调查显示这本书具有很好的商机，同时他还联系了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咨询了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后者也显示了有利的结果。美国纽约海登天文馆的馆长认为维里科夫斯基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重新评估“现代科学的基础”。
根据这些调查报告，麦克米兰公司和维里科夫斯基签订了一份完全出版合同，就这样，《碰撞中的世界》出版了。作为出版前宣传的一部分，《哈泼斯》1的记者艾瑞克拉腊比（Eric Larrabee）为这本书准备了一篇缩略介绍，这篇文章以《太阳仍然稳固的日子》为名发表在了《哈泼斯》上。《读者文摘》、《科利尔百科全书》，甚至《巴黎竞赛》2都从中摘取了片段来发表，这本书的宣传甚至上了《新闻周刊》的封面。
沙普利作为回应，给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写了封信，这封信使用的是哈佛大学天文台专用信纸，信里写道：听到有传言说麦克米兰公司将要终止出版维里科夫斯基的著作，这真是太好了。沙普利本人就是这个传言的制造者，他更进一步说道：“我跟一部分科学家谈到了这件事，他们都很惊讶伟大的麦克米兰公司……竟然会冒险涉足巫术的领域，”最后还加了句：维里科夫斯基的著作简直是“一派胡言，以我的经验来说”。
这封信实际上是在威胁要抵制麦克米兰公司的这次出版行为，普特纳姆回信写到他不相信出版《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会影响到早就已经声名在外的麦克米兰公司所进行的科学出版业绩。沙普利当天就回信了，他说普特纳姆会被麦克米兰公司开除，如果有一天他在纽约碰见遇到维里科夫斯基，他会“到处看看，看他身边是否有个管理人”。
但是麦克米兰公司的总裁乔治布勒特（George Brett）被吓坏了，他写信给沙普利表示他将会在出版前，再安排一组独立的学者对这本书进行重新评估。最终这组学者赞同了维里科夫斯基的研究，认为它是诚实的，是符合科学的、公共的、总体的利益的。因此，布勒特授权出版了《碰撞中的世界》。
——对伊曼纽尔维里科夫斯基的审判：维里科夫斯基出版旷世巨著《碰撞中的世界》所引发的战争（2）
这样的结果让沙普利和他的哈佛的同伙们更加愤怒。作为科学管理机构的主管，沙普利管理着一个叫《科学通讯》的杂志，他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攻击和诋毁麦克米兰和维里科夫斯基，他甚至花了大量的钱到《纽约时报》上买广告来宣传他写的攻击文章。他告诉所有那些愿意聆听的人，维里科夫斯基是个怪物。他的书“是最成功的骗术，严重误导了美国的出版业”。他把这本书和一直以来很流行的“平面地球”（19世纪的进化论者为了侮辱对手而编造的神话）的文章相比较，抱怨着当下的科学正处于一个“堕落的时代”，同时宣称维里科夫斯基是固执和疯狂的好朋友，他的观点是天文学领域的一场闹剧。他还把维里科夫斯基和参议员麦卡锡（Senator McCathy）相比较，后者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在政府机构里寻找苏联间谍。这个比较暗示着维里科夫斯基的俄国血统，这更是毫无必要而且相当奇怪的。
沙普利的这些愤怒的行为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碰撞中的世界》出版于1950年的4月，立即就冲到了畅销榜的顶端。沙普利不可能像中世纪的教会威胁伽利略和其他人的那样，威胁要烧死维里科夫斯基，但是科学——本来应该是公正和开明的——很快就证明它就和最狂热的宗教组织一样独断专横，因为沙普利已经开始宣称他们有能力打击报复这些“变节者”。
第一波的攻击瞄准的是戈登阿特沃特（Gordon Atwater）——海登天文馆的馆长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天文学中心的主席。在被要求承认他对维里科夫斯基的忠诚时，阿特沃特非常英勇地回答道：“这种科学必须要用非传统的冷静和虚心的科学态度来对待。”他的这一答复招来了他的一个同事和他的老板的指责，他们冲进他的办公室，他的同事当面和他争吵，他的老板则立马宣布开除他，并要求他马上清理好他的办公室。
最后我们得知，沙普利，正是博物馆董事会的董事之一。
除了笼罩着海登博物馆的“可怕恐怖和恐慌”之外，《一周要闻》杂志也迫于压力取消了一篇原定发表的阿特沃特的论文。这一努力成功以后，沙普利开始专注于将关于《碰撞中的世界》的正面书评替换成他的朋友们写的书评，这种策略首次运用于《先驱导报》，然后蔓延到了全国其他的杂志。但是据我们所知，很少有天文学家愿意写评论来指责维里科夫斯基是骗子、是疯子，是对文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
在经过七个星期的连续攻击后，麦克米兰的总裁布勒特认输了，他向维里科夫斯基要求停止麦克米兰和他的合同，因为麦克米兰四分之三的生意，都是来自于出版教材，而这全部面临着危机。
维里科夫斯基欣然同意了这一要求，并将合同转到了更加大众化的道布尔戴出版公司，这一次他不仅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而且还同时出版了他的其他六部著作。麦克米兰公司以为自己所遭受到的惩罚马上就要结束了，但当《纽约时报》发表了关于这件事的难以容忍的详细报道后，他们才发现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根本无惧于媒体对这件事的负面报道，沙普利得寸进尺的进一步要求麦克米兰公司“忏悔”，于是詹姆斯普特纳姆的上司，在辛辛苦苦地为公司工作了二十五年之久后被开除了。
记者们，在目睹了沙普利等人严重损害了美国出版行业的自由后，试图为沙普利的动机和行为找出原因。讽刺的是，他们发现自己也已经身不由己的加入到了这个攻击当中，成为了这个号称要将人性从真正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科学团体的蝎子尾巴。比如《纽约客》的文学评论专栏，没有任何幽默感地宣称，《碰撞中的世界》是一本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可悲的、不详的、迷信的书”。
还有一些评论称这本书是“预言、无知、占卜师”混合成的空话，是伪科学，只有一半是真的，或者，更重要的，“完全的废话”。这些杂志所使用的形容词可谓多姿多彩。“自从哈森普菲尔船长被报导说他带着一船的地铁和自流水井进入了纽约港，P·T·巴纳姆1的名人馆再没有过这么好的候选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自从印刷机发明以来无聊、愚蠢的思想的最无耻的合集”（《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维里科夫斯基应该被指责，他竟然没有把以下的故事放入他的著作中：“棉尾兔的传说和小母鸡潘妮、胖矮人，或者是保罗班杨，以及他的蓝色的斧头3，宝贝！”（《多伦多环球邮报》）；“一本不负责任类出版物的光辉典范”（《星期六文学评论》）。
为了夺得优秀的科学舆论的称号，那些“认真”的科学仆人们频繁地使用着不是那么科学的艺术写作手法，因为他们都同样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形容词和毫无意义的论点，其中的大多数语言都是很糟糕的。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组织了一个关于出版有责任感的出版物的小组讨论，当然，这是由哈洛沙普利发起的。在这个讨论会上，麦克米兰的代表坦诚了他们的罪孽，乞求得到宽恕。AAAS的这个会议与科学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它更多的作用是保证所有的科学组织都能够看到他们是怎么处罚那些敢于与主流科学对着干的人。
对维里科夫斯基的反应是正常的对待科学和宗教的“叛变者”的反应，比如在望远镜的时代，那些无法证明一个爆炸产生了物质的愚蠢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的科学从业人员，都会被取消掉他们的资格。同样的，持有相同立场的杂志都拒绝打印任何批评主流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只要被认为是超出了限制领域的任何知识全都是不能出版的。
大肆向公众传播实证主义的科学已经是很难容忍的了，但是他们最新的策略则是尽量避免出现像维里科夫斯基这样的不能容忍的例子，所以简单而粗暴的宣称那些所有可能产生矛盾思想的领域全都已经成了定论，不用再讨论了。“我们距离其他星球的距离，”他们说道，“已经测量过了，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所以我们应该讨论更加有意义的问题，比如测量在大角星的另一边的那个黑洞正在发生些什么变化。”
维里科夫斯基面对这些攻击，调整了齿轮，开始玩起了实证主义科学的游戏。他根据他的理论得出了几个预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木星会发出无线电信号（后来，这个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他还预言金星上的温度非常高，他所推测的温度后来也被证实为金星的真实温度。这些都是对实证主义科学团体的嘲弄。为了掩盖实证主义的科学对金星的发现落后于维里科夫斯基的理论，在NASA开始金星探测计划之前，卡尔萨根被允许写了一篇先发制人的文章。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奏效，在60年代时，太空计划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的注意，维里科夫斯基就变得流行起来。
因此，70年代初期，AAAS又开始了一次周期性的“驱魔行动”，他们组织了一场号称“客观公正”的讨论会，名字叫做“维里科夫斯基对科学的挑战”。这次讨论会，维里科夫斯基非常天真的出席了。会议的主席是萨根，虽然并不是他所策划的这次会议，但他裁决维里科夫斯基在各个方面都是错误的。会议的结论是：维里科夫斯基是个文人，他所说的任何东西都是非科学的。他的预言，尽管是正确的，但是同样是非“科学的”。这种伎俩会继续使用下去，直到主流科学的终结。让我们看看当下对人工智能设计的讨论吧。
-----原始人的高科技：我们是否已经遗忘了我们曾经知晓的秘密？（1）
弗兰克·约瑟夫
德瑞克J德索拉普赖斯（Derek J。 de Solla Price）1经历了一次人生的大震撼，当他正在清洗的一块人工制品终于将它的真实身份显露在他面前时。那个谜一样的东西躺在雅典博物馆里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它是在1900年复活节前后从地中海东部的120英尺海底里被打捞上来的。这个东西是由伊利萨斯达迪阿托斯（Elias Stadiatos）发现的，他是一个采集海绵的潜水师，当时正在克里特附近的一个小岛安提基瑟拉（Antikythera）的海岸上工作，他发现了一艘古罗马失事船只的一部分，这艘船里还载着其他年代的物品，据测定大约是在公元前80年失事的。
1902年5月17号，希腊考古学家瓦莱诺斯斯特阿伊斯（Valerios Stais）在检查这艘船只时，他发现了一个齿轮状的东西镶嵌在一块看上去像是岩石的东西里。实际上，那是一个已经严重硬化、并且被腐蚀得非常严重的机器的三个主要部分，以及它的很多小的组成部分。
他把它叫做安提基瑟拉装置，在其后的四十九年里它始终是个秘密。直到耶鲁大学的科学史教授普赖斯发现了它的真实身份：它是一台机械模拟式计算机，它的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
“那就像是在图坦卡蒙法老墓里发现一台涡轮式发动机一样，”普赖斯在发表在《美国科学》1959年6月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一台古希腊的计算机。”他指出安提基瑟拉装置所使用的是非常复杂的差动齿轮技术，到了公元16世纪中期这种技术才又被重新发明出来。它能够计算月球运转的周期，通过在月球运行所产生的效应中减去太阳运行所产生的效应，从而计算出行星和恒星的运动轨迹。这样的功能使得它比16世纪的差动齿轮都要先进得多，像是进入了太空时代。
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多次检测后，这台先进机器的功能逐渐显露了出来。当把过去或者未来的日期输入它的曲柄后，它能计算出那个时候太阳的位置、月亮的位置，或者告诉我们其他天文学的信息，比如其他星球的位置等。差动齿轮的运用可以使这台机器能够加减角速度2。它前面的刻度盘可以通过以埃及日历为基础的黄道十二宫图显示出每年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过程。它前部后方的刻度盘显示了一个四十年的周期，相邻的刻度盘则显示了相等的235个月的默冬1日历，这基本等同于十九个阳历太阳年。低一点的刻度盘显示了一个单月的运行日期，同时伴随着一个辅助刻度盘显示了阴历的十二个月。
安提基瑟拉装置的主体由青铜做成，外部配以木质的框架。它有13英寸高，6。75英寸宽，但是只有3。5英寸厚，上面还刻有两千多个字。其中大多数的文字已经模糊了，所以完整的翻译还在继续研究当中。这台复杂的机器目前存放于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青铜收藏馆里，但是美国的游客们可以在蒙大拿博兹曼的美国国家计算机博物馆里看到它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复原品。
安提基瑟拉装置本来的用途应该是作为一件非常实用的航海工具，帮助罗马货船成功地完成从希腊跨越大西洋到美国的路程，这比哥伦比亚要早了十五个世纪。再者，毫无疑问的，安提基瑟拉装置并不是第一件类似的工具，它的产生应该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不断发展，远比它在公元前80年沉没于地中海里要早得多。
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曾经写道：马赛琉斯（Marcellus）领事从被占领的锡拉库扎城带了两个仪器回到罗马。其中一个仪器在一个球上画上了宇宙的地图，另一个仪器则用来预测太阳、月亮、行星的运行状况。他的描述很像安提基瑟拉装置，更有趣的是，锡拉库扎刚好就是阿基米德抗击罗马侵略的地方。这个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天才曾经用一排镜子将阳光反射到敌人的船上，导致了他们起火燃烧。虽然现代的怀疑主义者们认为这个故事纯属传说，但是麻省理工的一组人员经过研究得出结论：阿基米德的这一军事行为的确是可行的。已经逝去的漫长的时间消除掉了阿基米德的原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痕迹，像安提基瑟拉装置这样的发现非常罕见。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原始时期的科学技术比今天的主流科学家们想让我们相信的程度要发达得多。
在我们的祖先使用的所有先进技术当中，最让人惊讶，同时也得到了最有效的证明的是——潜水艇。关于潜水艇的微弱的记忆一致持续到了中世纪，但是以中世纪的普遍观点来看，这都是不可想象的。十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法语手稿叫做《亚历山大的真实历史》（La Vrai Histoire d‘Alexandre），这本书描写了亚历山大大帝乘坐一个“玻璃桶”完成的航行，那个玻璃桶让他在他自己的舰队眼皮底下，从希腊的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而丝毫没被发现，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32年。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对这个潜水艇的表现非常满意，他下令要为他的海军大量生产。如果《亚历山大的真实历史》是我们关于这个故事的唯一来源，那么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这就是个中世纪的幻想故事。但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也曾经在一本书里记载过，在抗击泰罗斯的战役里，希腊海军在同一年使用了“可以潜入水中的房子”。当这个潜水艇被偷偷的放置到水下后，它成功地阻碍了对方的进攻。
在薛西斯一世1进攻欧洲的时候，一个名叫西斯里斯（Scyllis）的希腊战士，在夜间从波斯国王的舰队中浮出，用刀在码头系船处切断了各个船只。西斯里斯的“潜水艇”使用了一根导管，这个导管是一个中空的、可以呼吸的管子，它仅仅露了一个头在水面上。在搅乱了敌人的舰队后，西斯里斯又航行了九英里回到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海角，在那里他和其他希腊同伴们汇合。类似的行动也被其他一些古典时期最优秀的学者们记述过，比如希罗多德（公元前460）和老普林尼2（公元77）。
在公元前200年时，中国的史学著作记载了一个类似潜水艇的机器的活动，这个机器成功地将一个人带到了海底，又将他带回到了海面上。
虽然我们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过原始的潜水艇，但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器给了我们充足的证据去证明原始科学技术远比我们知道的更为先进。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加州大学验光学院的杰伊伊诺克（Jay Enoch）和密苏里大学验光学院的瓦苏迪万拉克什米拉瑞亚南（Vasudevan
Lakshminaryanan）考察了一个早期王朝的人体雕像上用石英晶体做成的眼睛。他们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一是这座埃及第四王朝时期制作的拉赫特普王子塑像的石英晶体眼睛那复杂精致的结构；二是一座来自埃及塞加拉第五王朝时期的墓穴的一个抄写员塑像，科学家们正试图用现代光学技术来重塑后者。复制者们发现这些古埃及的晶体切割术对他们来说都太高级了。伊诺克和拉克什米拉瑞亚南得出结论：“古埃及人用石英晶体来重新塑造人类的眼部结构，它的表面的美和它的复杂精巧的技术，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不是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晶体了，虽然这就已经够古老了，都是4600年前的事。”
他们的发现在经过近三十年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后，终于在2001年出版了。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名为《澳大利亚的黎明》的杂志中写道：“我发现的最早的晶体是水晶的，属于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第四王朝。它们是在开罗博物馆里发现的，另外有两块是在巴黎的罗浮宫。但是考古学家的证据显示它们在晚期埃及的阿比多斯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差不多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前一个王朝的国王墓穴里，还出土了一个象牙刀柄，上面有一个非常微小的雕像，这个雕像只有可能是在放大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当然，我们今天想要看见也必须通过放大镜才行）。”
坦普尔把法罗斯灯塔3的镜子和金字塔的结构联系了起来：“建造金字塔的技术至少可以向后推到公元前3300年，实际上应该更早，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判定那个象牙手柄是第一次那样高科技的生产物，而事实上，像这么复杂的工艺，必定是要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才能形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放大技术在埃及得到运用，是在公元前3300年。金字塔的这一情况接近于地理学上的罗盘，没有人能够搞清楚罗盘到底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因为它的精确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迄今所知的古埃及的技术。所以，同样重要的问题是，金字塔如此精确的结构是怎么可能产生的？”
英国著名的埃及学专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惊奇于“埃及金字塔的许多精巧的工艺已经等同于很多现代光学技术”。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当彼得勒梅热勒（Peter Lemesurier）考察了金字塔外围二十一亩的精致的石灰岩之后，他说道：“这些石灰岩都根据现代光学技术中的普通精确性标准来进行过水平测定和打磨。”主流学者至今仍然很难接受，古埃及人自己的文献里已经记载了他们使用的一系列光学反射技术。在埃利奥波利斯1的高60英尺，重121吨的方尖碑，是公元前1942年为法老塞索斯特利斯一世的庆典而树立的，它是我们所能见的最早运用这种光学技术的建筑，在它上面有一段象形文字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巨大的金子做的镜子面前，有1万3千个祭司在祈祷。”
在《法罗斯灯塔的电子镜》（The Electric Mirror of the Pharos Lighthouse）这本书里，作者拉里布莱恩拉德卡（Larry Brian Radka）明确地说道，早在法老文明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电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罗斯灯塔。点亮灯塔所需要的大量燃料在埃及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如果要依靠进口的话，一个是价钱会非常昂贵，二是即使倾尽国力引进了，也会在第一年里就被全部消耗掉。根据这些，以及其他同样重要的考虑，拉德卡认为法罗斯灯塔形似一种碳弧灯，这种灯的亮光来自于两根分别是正极和负极的电棒在接触时所产生的闪耀的电光。他宣称这种能量来自于一堆液态的、初级的电池，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拉兰得电池（Lalande Battery），这种电池后来在19世纪被费利克斯拉兰得（Felix Lalande）和乔治斯夏普隆（Georges Chaperon）发明或者说是再发明出来。埃及人使用了所有的材料（玻璃、铜、水银、碱液）来制作这种电池的古老的前身。正如拉德卡解释的那样，“几个大型的拉兰得电池按顺序并列地排在一起就能产生足够的电压和电流，足以在他们的原料需要更换之前支持灯塔照亮许多个小时。这种类型的电池不需要任何外部的电能来使它充满活力。在它被消耗完毕以后，它只需要更换内部的两个组件，就能重新具备能量。”
这种电池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一种推测，它还有一种更为小型的，但基本相似的在古近东地区被发现的电池支持它的存在。后一种电池也许更加有名，它就是所谓的巴格达电池（Baghdad Battery），考古学家威廉柯尼格（Wilhelm Koening）于1938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发现了它。巴格达电池是一个陶制的罐子，它的口子用一种沥青样的东西塞住了，瓶塞中***了一根铁棒，铁棒的底部环绕着一个铜制的圆筒。当向罐子里倒入普通的果汁时，这个设备就会产生两伏特的电力。1940年时，柯尼格教授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这篇论文中写道，这个人工设备最初是在巴格达附近的库居拉布（Khujut Rabu）被发现的，它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50年，比亚历桑德罗伏特（Alesandro Volta）在19世纪早期发明正式的电池早了两千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市高压电实验室的威拉德FM格雷（Willard F。 M。 Gray），自己复制了几个巴格达电池，并且进行了实验，他发现所有的这些电池产生的都是同样的的电子功率。另一个德国学者，阿恩埃格布莱切特（Arne Eggebrecht）则发现他的复制品能电镀特定的物件。电镀的情况发生在用小型的电流来融化一个金属表面时，它可以吸附这个金属的薄膜层，比如金，然后将其转移到另一种金属的表面上去，比如银。根据他自己的实验结果，埃格布莱切特认为很多我们认为是纯金的古雕像或其他物品，其实更有可能是镀金的。
巴格达电池的存在证明了，即使是在公元前3世纪文化相对闭塞的库居拉布地区，远古居民至少已经理解并运用了基本的电能知识。那时候的伊朗处于帕提亚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帝国采用的是军事***，并非因为其成熟的科学技术而闻名。无论如何，在这里所发现的电池证明了即使之前没有，但是那时已经存在着电力知识了。通过一个具有揭示性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与其说巴格达电池代表着科技的开端，不如说它更有可能是以遥远历史为根基的发展的终结。法罗斯灯塔高达280腕尺，或者说481英尺，和金字塔一样高。这种非常明显的联系并不是巧合，它显示了这两种结构，虽然有着几千年的建造差异，但都是根据同样的几何原理来修建的。
这种有组织的统一开始于吉萨高原的三座金字塔1，它们根据黄金分割率联系起来。黄金分割率是由莱昂纳多达芬奇发现并命名的，这是一种古代几何学规则下的曲线，用于神像的设计绘制。黄金分割因为表现了自然形成的模式，因此被评价为最完美、和谐的形式。它包括了宇宙的星云形状、行星运行轨道的比率、动物的号角、海洋软体动物、人类婴儿的形成、孟德尔遗传规律、向日性（花儿依据太阳的方向转向）、水的漩涡等等，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种我们在自然界中观察得到的例子。鹦鹉螺的外壳也呈现了黄金分割的特点，它从外到内都呈螺旋式。这就是玛雅人的库库尔坎（Kukulcan）和阿兹特克人的奎兹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也就是“羽蛇神”1所佩带的个人标志——“风宝”（wind jewel），传说他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将文明的法令从已没落的王国穿过大西洋带到了墨西哥。
坦普尔第一个注意到了：“在11月21日傍晚时，第二座金字塔，也就是海夫拉金字塔会投射一道阴影到第一座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上……如果再截取胡夫金字塔南面中间垂直下来的线，就会形成一个金三角。经由皮特里检测发现，在金字塔的这一面上有一个有意凿就的几英寸的凹口。几何学家把这条垂直的线称为’箴言‘，它所形成的角度将冬至的阴影转化成了一个完美的金三角。”每年冬至的时候，海夫拉金字塔都会往胡夫金字塔上投射出阴影，从而形成“完美的金三角”，这很难被看做是巧合。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模拟图像可以显示这三座金字塔都是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同时开始修建的。
证据是很明显的：在很多实例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原始人类所掌握的技术等同于，或者有时还比我们现代人自以为是的科技更加高明。
-----原始人的高科技：我们是否已经遗忘了我们曾经知晓的秘密？（2）
在薛西斯一世1进攻欧洲的时候，一个名叫西斯里斯（Scyllis）的希腊战士，在夜间从波斯国王的舰队中浮出，用刀在码头系船处切断了各个船只。西斯里斯的“潜水艇”使用了一根导管，这个导管是一个中空的、可以呼吸的管子，它仅仅露了一个头在水面上。在搅乱了敌人的舰队后，西斯里斯又航行了九英里回到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海角，在那里他和其他希腊同伴们汇合。类似的行动也被其他一些古典时期最优秀的学者们记述过，比如希罗多德（公元前460）和老普林尼2（公元77）。
在公元前200年时，中国的史学著作记载了一个类似潜水艇的机器的活动，这个机器成功地将一个人带到了海底，又将他带回到了海面上。
虽然我们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过原始的潜水艇，但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器给了我们充足的证据去证明原始科学技术远比我们知道的更为先进。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加州大学验光学院的杰伊伊诺克（Jay Enoch）和密苏里大学验光学院的瓦苏迪万拉克什米拉瑞亚南（Vasudevan Lakshminaryanan）考察了一个早期王朝的人体雕像上用石英晶体做成的眼睛。他们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一是这座埃及第四王朝时期制作的拉赫特普王子塑像的石英晶体眼睛那复杂精致的结构；二是一座来自埃及塞加拉第五王朝时期的墓穴的一个抄写员塑像，科学家们正试图用现代光学技术来重塑后者。复制者们发现这些古埃及的晶体切割术对他们来说都太高级了。伊诺克和拉克什米拉瑞亚南得出结论：“古埃及人用石英晶体来重新塑造人类的眼部结构，它的表面的美和它的复杂精巧的技术，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不是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晶体了，虽然这就已经够古老了，都是4600年前的事。”
他们的发现在经过近三十年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后，终于在2001年出版了。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名为《澳大利亚的黎明》的杂志中写道：“我发现的最早的晶体是水晶的，属于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第四王朝。它们是在开罗博物馆里发现的，另外有两块是在巴黎的罗浮宫。但是考古学家的证据显示它们在晚期埃及的阿比多斯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差不多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前一个王朝的国王墓穴里，还出土了一个象牙刀柄，上面有一个非常微小的雕像，这个雕像只有可能是在放大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当然，我们今天想要看见也必须通过放大镜才行）。”
坦普尔把法罗斯灯塔3的镜子和金字塔的结构联系了起来：“建造金字塔的技术至少可以向后推到公元前3300年，实际上应该更早，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判定那个象牙手柄是第一次那样高科技的生产物，而事实上，像这么复杂的工艺，必定是要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才能形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放大技术在埃及得到运用，是在公元前3300年。金字塔的这一情况接近于地理学上的罗盘，没有人能够搞清楚罗盘到底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因为它的精确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迄今所知的古埃及的技术。所以，同样重要的问题是，金字塔如此精确的结构是怎么可能产生的？”
英国著名的埃及学专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惊奇于“埃及金字塔的许多精巧的工艺已经等同于很多现代光学技术”。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当彼得勒梅热勒（Peter Lemesurier）考察了金字塔外围二十一亩的精致的石灰岩之后，他说道：“这些石灰岩都根据现代光学技术中的普通精确性标准来进行过水平测定和打磨。”主流学者至今仍然很难接受，古埃及人自己的文献里已经记载了他们使用的一系列光学反射技术。在埃利奥波利斯1的高60英尺，重121吨的方尖碑，是公元前1942年为法老塞索斯特利斯一世的庆典而树立的，它是我们所能见的最早运用这种光学技术的建筑，在它上面有一段象形文字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巨大的金子做的镜子面前，有1万3千个祭司在祈祷。”
在《法罗斯灯塔的电子镜》（The Electric Mirror of the Pharos Lighthouse）这本书里，作者拉里布莱恩拉德卡（Larry Brian Radka）明确地说道，早在法老文明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电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罗斯灯塔。点亮灯塔所需要的大量燃料在埃及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如果要依靠进口的话，一个是价钱会非常昂贵，二是即使倾尽国力引进了，也会在第一年里就被全部消耗掉。根据这些，以及其他同样重要的考虑，拉德卡认为法罗斯灯塔形似一种碳弧灯，这种灯的亮光来自于两根分别是正极和负极的电棒在接触时所产生的闪耀的电光。他宣称这种能量来自于一堆液态的、初级的电池，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拉兰得电池（Lalande Battery），这种电池后来在19世纪被费利克斯拉兰得（Felix Lalande）和乔治斯夏普隆（Georges Chaperon）发明或者说是再发明出来。埃及人使用了所有的材料（玻璃、铜、水银、碱液）来制作这种电池的古老的前身。正如拉德卡解释的那样，“几个大型的拉兰得电池按顺序并列地排在一起就能产生足够的电压和电流，足以在他们的原料需要更换之前支持灯塔照亮许多个小时。这种类型的电池不需要任何外部的电能来使它充满活力。在它被消耗完毕以后，它只需要更换内部的两个组件，就能重新具备能量。”
------原始人的高科技：我们是否已经遗忘了我们曾经知晓的秘密？（3）
这种电池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一种推测，它还有一种更为小型的，但基本相似的在古近东地区被发现的电池支持它的存在。后一种电池也许更加有名，它就是所谓的巴格达电池（Baghdad Battery），考古学家威廉柯尼格（Wilhelm Koening）于1938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发现了它。巴格达电池是一个陶制的罐子，它的口子用一种沥青样的东西塞住了，瓶塞中插入了一根铁棒，铁棒的底部环绕着一个铜制的圆筒。当向罐子里倒入普通的果汁时，这个设备就会产生两伏特的电力。1940年时，柯尼格教授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这篇论文中写道，这个人工设备最初是在巴格达附近的库居拉布（Khujut Rabu）被发现的，它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50年，比亚历桑德罗伏特（Alesandro Volta）在19世纪早期发明正式的电池早了两千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市高压电实验室的威拉德FM格雷（Willard F。 M。 Gray），自己复制了几个巴格达电池，并且进行了实验，他发现所有的这些电池产生的都是同样的的电子功率。另一个德国学者，阿恩埃格布莱切特（Arne Eggebrecht）则发现他的复制品能电镀特定的物件。电镀的情况发生在用小型的电流来融化一个金属表面时，它可以吸附这个金属的薄膜层，比如金，然后将其转移到另一种金属的表面上去，比如银。根据他自己的实验结果，埃格布莱切特认为很多我们认为是纯金的古雕像或其他物品，其实更有可能是镀金的。
巴格达电池的存在证明了，即使是在公元前3世纪文化相对闭塞的库居拉布地区，远古居民至少已经理解并运用了基本的电能知识。那时候的伊朗处于帕提亚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帝国采用的是军事专政，并非因为其成熟的科学技术而闻名。无论如何，在这里所发现的电池证明了即使之前没有，但是那时已经存在着电力知识了。通过一个具有揭示性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与其说巴格达电池代表着科技的开端，不如说它更有可能是以遥远历史为根基的发展的终结。法罗斯灯塔高达280腕尺，或者说481英尺，和金字塔一样高。这种非常明显的联系并不是巧合，它显示了这两种结构，虽然有着几千年的建造差异，但都是根据同样的几何原理来修建的。
这种有组织的统一开始于吉萨高原的三座金字塔1，它们根据黄金分割率联系起来。黄金分割率是由莱昂纳多达芬奇发现并命名的，这是一种古代几何学规则下的曲线，用于神像的设计绘制。黄金分割因为表现了自然形成的模式，因此被评价为最完美、和谐的形式。它包括了宇宙的星云形状、行星运行轨道的比率、动物的号角、海洋软体动物、人类婴儿的形成、孟德尔遗传规律、向日性（花儿依据太阳的方向转向）、水的漩涡等等，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种我们在自然界中观察得到的例子。鹦鹉螺的外壳也呈现了黄金分割的特点，它从外到内都呈螺旋式。这就是玛雅人的库库尔坎（Kukulcan）和阿兹特克人的奎兹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也就是“羽蛇神”1所佩带的个人标志——“风宝”（wind jewel），传说他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将文明的法令从已没落的王国穿过大西洋带到了墨西哥。
坦普尔第一个注意到了：“在11月21日傍晚时，第二座金字塔，也就是海夫拉金字塔会投射一道阴影到第一座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上……如果再截取胡夫金字塔南面中间垂直下来的线，就会形成一个金三角。经由皮特里检测发现，在金字塔的这一面上有一个有意凿就的几英寸的凹口。几何学家把这条垂直的线称为’箴言‘，它所形成的角度将冬至的阴影转化成了一个完美的金三角。”每年冬至的时候，海夫拉金字塔都会往胡夫金字塔上投射出阴影，从而形成“完美的金三角”，这很难被看做是巧合。实际上，还有更
证据是很明显的：在很多实例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原始人类所掌握的技术等同于，或者有时还比我们现代人自以为是的科技更加高明。
--------一个科学家眼中的大金字塔1：曾经因为重新界定斯芬克斯的日期而震惊世界的地质学家（1）
在新的著作中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另一个相近的难题上
罗伯特·M·肖赫博士
顺着几个绑在一起的快要散架的木头架子往上爬，我必须亲眼看一看用来证明胡夫金字塔仅仅是法老胡夫（希腊名：基奥普斯）的墓穴的“明确的证据”。沿着金字塔南面的大走廊（the grand gallery）底部的上坡通道爬了接近三十英尺后，我手脚并用的钻进了一个只有两英尺宽的入口，这个入口通向一个水平的大约二十英尺长的隧道，穿过这个隧道后，我爬上了一组小型的梯子，尽量设法让那些可怕的灰尘不要进入我的眼睛和肺里。
我现在正顺着一条通道笔直的往前爬，这个通道是1837年时一个替英国探险家霍华德维斯上校（Howard Vyse）工作的人用火药炸出来的。我爬过了一个天花板非常低的房间，这个房间非常的小，仅仅够一个人蹲坐。然后我爬过了另一个类似的房间，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最终抵达了第五个“密室”，这一个房间也被维斯上校命名为“坎贝尔的房间”。它的房顶像其他几个房间一样，既低又不平。但是在这里，你还是可以在一个角落里直立起来，舒展一下身体，毕竟挤压着你的胃部、像蛇一样的爬过维斯用***炸开的这些狭窄的通道不是一件舒适的事。
为什么我要到这里来？并不是单纯因为无聊的好奇心，虽然确实大多数的埃及古物学者都没有看到过这些房间。我是在寻找金字塔意义的真相、存在的原因（法语：the raison d’être）。这些简单的“结构
屋”（chambers of construction）或者说“减压屋”(relief chambers )是否就是用来支撑重量巨大的所谓的“国王殡室”(king‘s chamber)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为什么在“王后殡室”(Queen’s chamber)或者大走廊的下面没有这些屋子呢？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后面这两个部分因为处于金字塔更低的部位，承受的重量更加巨大。或者这些是回声房间，金字塔是一个大的机器，而这些回声房间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像1895年时W马萨姆亚当斯(W。 Marsham Adams)所推测的，以及其他许多原始古老文献里所描绘的一样，是用来代表阿曼尼大厅（Halls of Amenti），也就是“隐蔽的神”（Hidden God）的隐蔽的居住地？
霍华德维斯据说发现了在这些房间的最顶部都用花饰潦草的刻着国王的名字——即“胡夫”，这些字是被一些古时的人用红色的墨水非常简单地画在天花板上的。胡夫这个皇室名字的发现，成为了更加确凿的许多古埃及古物学者一直以来就希望能证明的金字塔的真实用途的证据——金字塔就是一个在公元前2550年为极端***的第四王朝法老胡夫所修建的巨大的陵墓。我用一个维斯亲手画的线路图为向导，沿着不平整的砖块铺成的坎贝尔房间的地板里四处寻找，终于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发现了我一直苦苦寻找的花饰刻字，这个刻字被极其难看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涂鸦围绕着，但是这个花饰刻字确实是在那里，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它确实是“胡夫”。所以这一切都是真的了？我的探险结束啦？传统的古埃及古物学家们所宣称的金字塔就是法老胡夫的一个巨大的陵墓是正确的啦？也许不是。实际上，在看到这些花饰刻字后，我知道这仅仅只是我的探险的开始。
很奇怪的是，这些特别的花饰刻字是在坎贝尔的房间尽头的地方发现的。很快，我发现在其它房间里也有很多这样的红色的刻字，只不过其它房间的有些刻字方向是完全颠倒的。这是怎么回事？是的，当金字塔完工以后，通向这些房间的通道都被关闭了，这些刻字并不是为了给什么人看到的。维斯推测这些刻字都是一些“石场的记号”，是那些挖掘、搬运、放置石头的工人们画上去的。但是维斯是否是完全诚实的呢？会不会是那些帮维斯炸开并凿出通道的人他们自己画的这些粗糙的古埃及语的字呢？这些字是否是伪造的呢？我仔细查看了这些字，它们确实看上去挺古老的。我能够看见后来形成的天然水晶沉淀在其上，这个过程需要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才能形成，这些刻字仍然静静地躺在砖块上面。但是在这些房间里并不是只有胡夫这一种字样。
我继续进行着我的工作，浑身都是汗和污垢，我最后检查了旁边尽头的一个房间——“***罗特女士房间”（Lady Arbuthnot‘s chamber）。这里有最多的，也许并不是保存得最好的刻字，而且其中没有一个写着“胡夫”，相反的，在这里我发现了另外两种完全不同的刻字。
其中一个完整的刻字，我可以读到：“库努姆-库夫”（Khnum-Khuf），其中“库夫”（Khuf）或者胡夫(Khufu)的意思是“他保护我”，而“库努姆”这是神的名字，所以这整个个词的意思应该理解为：“库努姆神保护我。”但究竟是保护谁或者保护什么呢？是法老胡夫吗？或者说是库努姆神实际上在保护着金字塔？另外一个刻字的意思可以简单的解释为神的名字——库努姆。
谁是库努姆-库夫？或者什么是库努姆-库夫？早期的埃及古物学专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在1883年时推测也许胡夫和库努姆-库夫是当时埃及王位的联合执政者。更为彻底的是，还有的推测认为这些刻字既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名字，也不是一个神的不同名字或者几个不同的神的名字。探险家威廉姆菲克斯（William Fix）假设道1：根据不同的神各自的属性、他们的象征意义、以及他们词源上的相似性，那么“库努姆、库劳姆（Khoum）、库夫、索菲斯( Souphis)、库劳毕斯（Khnoubis）、库劳菲斯（Chnouphis）、托特（Tehuti）、托德(Thoth)、墨丘利（Mercury）、以诺（Enoch）、赫尔墨斯（Hermes），甚至是奎斯托（Christos）都是同一个形象的不同名称而已。”
是否就如马萨姆亚当斯（Marsham Adams）所主张的那样，金字塔就是一本用石头来做的纪念托特神的书呢？最初进入金字塔的那些志愿者和后继者们是否接受了对身体和灵魂的审判？最终走向了死亡、重生和启示？金字塔的这些密室是否最初就是给祭祀的人们使用的呢？就像丹德拉哈索尔2神庙（Temple of Hathor at Dendera）的地下室和通道一样？或者就像几千年后的奥西里斯3的神庙（Temple of Osiris）一样？
我离开了金字塔的隐蔽的高度，决定去探究它最深的深度。我要去的地方是金字塔地底的，深埋在岩石下的房间。
首先，我还是要再一次地经过神秘的大走廊。在埃及的其他金字塔里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结构，当然世界上的其他建筑也都没有。许多探险家都为大走廊提出过假设，以及金字塔内部复杂的几何结构。它是一个古老的动力装置吗？或者是一个巨大的水泵？或者所有的这些设计都是在制造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可以用来连接或者说转化法老们从生到死，再到永恒的死后世界的整个过程？或者金字塔是古代埃及人重视天文的产物？或者这是在望远镜发明之前的一个天文装置？大走廊所在的地方是否曾经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天文装置用来观察夜晚的星空的？或者它就是一个陈列着神和法老们的画像的走廊？它是不是一个用来评选神职人员的地方呢？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那条狭窄的通道和另外那两个房间，只会更加想不明白。在大走廊的上方和下方各有一个房间，就是过去我们分别称为“国王殡室”和“王后殡室”的地方。国王殡室里的石头全是沿着尼罗河从阿斯旺（Aswan）运过来的花岗岩，所以它在视觉上是非常壮观的，但同时它对我们的耳朵来说也是一次震撼。房间里声音和回音的质量，实际上，整个金字塔在这一方面都是相当突出的。在国王殡室里唱诵和冥想是一次非常有力的内心经验，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拿破仑的经历。据说这个***者，曾经把他的副手赶走，自己一个人单独留在了国王的殡室里，他呆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重新出现时，他既苍白又在颤抖，并且直到去世他都不愿意告诉任何人他那一晚上的经历。
在国王殡室的尽头坐落着一个巨大的、光滑的、坚固的花岗岩“石棺”，或者叫“保险箱”。这个东西证实了很多传统埃及学学者们所认为的：这个房间就是存放法老尸体的地方。但是，唯一的问题是：这个金字塔里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财宝，以及尸体。游客们可以在国王的殡室里沉思或者谈话，如果有机会，还可以轮流躺在花岗岩的石棺上试试。这样的经历是很难用语言来描绘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起死亡来说更像是重生，那个花岗岩的盒子更接近于洗礼时的圣水器，而不是石棺。
在国王殡室的北面和南面的墙上有一些小的洞口，这些洞口连接着狭窄的向上的隧道，穿过这些隧道就来到了金字塔的外面。有时因为这些隧道很像通风管道或者空气流通的烟囱，所以长期以来他们都被简单地认为是将新鲜空气带入到室内来的通道。但是如果这就是一个墓穴的话，为什么死了的人会需要新鲜的空气呢？那么这些房间是否实际上居住的是活人呢？——也许是为了宗教入会或者其他的仪式？但是为什么这些管道要如此精确的、完美的正对着北方和南方的天空呢？四千五百年前，北面的通道正对着天龙星座，而南面的通道则正对着猎户座的腰带（古埃及人认为这个星座与奥西里斯有联系）。
接着我向下穿过大走廊，来到王后殡室，它比国王殡室小一些，也更奇怪。王后殡室有一个尖顶、山形的墙，在一面墙上有一个壁龛，这个壁龛非常神秘，好像在反射着大走廊的横截面。在金字塔的这个中心位置是否放置着一尊雕像或者是一个木乃伊呢？它是否是用来放置摆钟，一个在滴答滴答的声音中流逝着永恒瞬间的摆钟呢？或者它就是空的，就像佛教的佛塔一样，仅仅是用来强调它的神圣，强调它既是全部又什么都不是，完全超出任何普通人的理解范畴？在王后殡室的北面和南面的墙上有两个通道，南面墙上的通道明显的指向远古时期天空中的天狼星（古埃及人认为这个星座代表着女神伊西斯），而北面的通道则指向我们称之为小熊座的星座。就王后殡室的情况来说，毫无疑问的，这些通道从来没有被当做普通的通风管道来使用过。这些通道在1872年以前都没有被发现，它们深藏在墙的里面。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人们将带有摄像头的机器人放进这些通道里，它们探测到了一道小门堵住了通道。后来一个机器人打穿了这道门，但是却发现前面还有另外一道门。
然后我又向下爬行了几百英尺，穿过下降通道（Descending Passage），来到混乱的地下室（Chaotic Subterranean Chamber）。这个地下室镶嵌在金字塔的地基底下，看起来真的挺混乱的。一进到地下室里，面前就会出现一大堆巨大的石头，同时在房间的尽头同样有着一个奇怪的“井”，或者说是“坑”。许多传统的埃及学专家认为这个地下室是没有修完的墓室，或者是说被放弃了的墓室。但是为什么一个没有完成的墓室有着全世界都很难再找到的最为精确和工整的建筑结构？我在这个地下室里感觉到一股很奇怪的力量。其他人也在这个房间里感觉到了强有力的能量，就好像是一架无生命的机器一样。
从1979年开始，普林斯顿大学的奇异工程研究实验室就开始了一系列很严肃的实验，这些实验针对的都是某些人眼中不正常的事物，比如超感知觉和意识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精密的、尖端的、高灵敏度的和精心校准的电子随机事件发生器（REGs）——通过机器选择出不正常的非随机的倾向——可以测量出我们的心灵对物质的影响，也就是人的意志力和意识反映对物质的作用。罗杰纳尔逊博士（Dr。 Roger Nelson），是使用这种电子随机事件发生器的专家，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将这种机器带了一个去埃及，结果他在很多各种各样的古代寺庙的密室里都发现了异常的反应。他也参观了大金字塔。在国王殡室和王后殡室里，纳尔逊博士都发现了一些小的异动，但是在地下室里，这个机器变得非常“兴奋”。
有些研究认为大金字塔是共济会1或者蔷薇十字会2的圣殿。也许入会的仪式“小死亡”就发生在这个地下室了，入会的人要在三天时间里不吃不喝呆在完全的黑暗当中，经历另类的精神体验。纳尔逊博士令人吃惊的REG实验既在某一方面符合这个假设，在另一方面也符合罗伯特鲍瓦尔（Robert Bauval）的主张。罗伯特鲍瓦尔的看法我也曾经不约而同的想到过。那就是：也许地下室和它里面的那个天然石头堆——现在这个石头堆在金字塔里被单独地封闭和保护起来了——比大金字塔本身的历史要更加久远。它有没有可能在大金字塔被建造的几千年前就已经被看做是神圣的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金字塔的管理员希望我能够离开大金字塔。于是我向上穿过下降通道，来到了金字塔外面的黑夜当中。这是一个清凉的夜晚，远处能依稀看见开罗的灯火。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于是我重新开始想到我第一次来到金字塔脚下的那个下午。在进入金字塔内部之前，我仔细查看了金字塔曾经美丽、光滑、接缝精美的外部遗迹。金字塔的四面都以一种非常精确的方式指向了同一个基点，即使是在今天也几乎不可能按照同样的精确度来重建这么庞大的建筑。许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金字塔的四面并不是完全平整的，实际上，它们中部都有轻微的凹陷，这只有在特殊的光线条件下才能被发现。这些凹陷可能是古埃及人用来测定二分点（春分和秋分）和二至点（夏至和冬至）的精确时间的，他们通过观察大金字塔表面上阴影的变化来进行推测。对于一个占地十三英亩、高四百五十英尺的巨型建筑来说，这种精确度和高度复杂的测量方式简直太令人吃惊了。
第二天在从开罗飞往纽约的旅程当中，我的脑海里一直缠绕着古老的梦，我想着我的埃及朋友埃米尔沙克尔（Emil Shaker）告诉我的话。看一看埃及的地图，你会发现整个埃及的轮廓看起来像是一个人，更具体的来说像是复活的奥西里斯，他伸展着双臂。奥西里斯的头就是大金字塔，他的身体和腿是从北到南的尼罗河，而三角洲则是他伸向代表着天空的地中海的手臂。奥西里斯伸展的双臂既欢迎着，同时又拥抱着他的孩子们。大金字塔则召唤着世人。埃及吸引着每一个人，探寻之路早已开始。
一个不算结尾的结尾：我以前去过埃及，自从我在上文中描述过的这次旅行后，我又去过埃及许多次。我的探索还没有结束。经过许多严肃认真的研究后，我得出结论：金字塔的建造时间比我们普遍认为的还要早，对那个遥远的时间来说，我们还缺乏相应的知识。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追溯金字塔的历史和它建造的意义是我们理解人类文明起源的关键。大金字塔不仅是一堆静止的远古石头，它更是人类灵魂的象征，它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岁差的悖论：牛顿错了吗？
沃尔特·克鲁特顿
遍布全世界各地的远古神话和民间传说都充满了关于“分点岁差”1的故事。在具有革命创新意识的著作《哈姆雷特的石磨》（Hamlet’s Mill）中，作者乔治德桑提拉纳（Giorgio di Santillana）——麻省理工的前科学史教授和赫莎范戴程德（Hertha von Dechend）——法兰克福沃尔夫冈歌德大学的教授详细分析了古代神话关于“分点岁差”的描述。这是一项非常彻底的研究，它显示出史前时期的人类不仅仅是追踪了天体划过天空的运动，而且还将这种运动和年岁的起落流逝联系了起来。即使是伊萨克牛顿爵士也写过一本有名的小书——《古代王国修正编年》（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在这本书里他试图重新编排西方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和顺序。为什么我们的前辈们都如此着迷于这样一个很难看清的天文学运动？今天，只有一少部分的天体物理学专家还在试图弄清楚岁差的理论和动态过程，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于任何神话和民间传说的解释。
“分点岁差”指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现象：春分点所在的位置会以每年接近55角秒2的速度沿着黄道带十二宫向后运动（也就是每72年一度）。这意味着如果一个观察者站在春分点的位置（一年当中白天和黑夜等长的那一日），仔细地观察天空，他会发现后一年星星们所在的位置和前一年并不完全相同。因为春分的确切时间很难确定，再加上春分点向后移动的速度非常微小，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很难发现，但是如果根据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来测量，则是显而易见的。
哥白尼在1543年时试图解释这一神秘的运动，以及其他两种运动，因为他认为地球同时有三种运动。首先，他认为太阳每天在我们的头顶上像是从东到西运动，实际上并不是太阳在动，而是我们地球在自转。其次，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时（在以太阳为中心的系统中）不仅改变了季节，同时改变了日夜的长短和吸收太阳光的数量。但是他需要第三种运动来解释“分点岁差”的现象。他假设地球在水平摆动或者“晃动”。他认为正是这种晃动改变了地轴的角度，然后引起了春分点的移动或者迫使它靠近恒星。但是他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什么地球会晃动。
一百年以后，牛顿才解释道——他刚刚确定了他的万有引力定律——唯一有足够的力量或者说足够大到引起地球晃动的只有月球和太阳。从这里开始他的“日月岁差”理论（Lunisolar Theory），他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了“分点岁差”的现象。
日月理论的疑问
“日月”理论认为地球向着恒星改变运动方向（即分点岁差的首要现象），主要是由月球（月）和太阳（日）对地球赤道隆起部分（地球中部最大的一个圆）的引力导致的。这两个物体被认为制造了足够大的反作用力和扭转力缓慢地改变了地球按顺时针方向运动的自转轴。所以在经过了一个接近于25，770年（按现代的纪年方式）的周期后，地球会在它自己的轴心上完成一个逆向运动——形成一个逆行轨道。在这个理论当中，地球被认为是在做圆锥运动。
这是一个观察得到的事实：地球的自转轴，以及春分点，确实改变了与恒星的距离。几千年来人们注意到春分点在黄道十二宫之间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是“宝瓶座的开始”。在春天的第一天里，我们会发现春分点现在正在离开双鱼座，进入宝瓶座。在我们以恒星为背景观察时，这个关于春分点移动的理论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地球轴线的这个运动与太阳、月球、金星或者其他任何太阳系里的星球有关。关于地球轴线的位置与这些星球的关系的研究，最近才刚刚结束，它无疑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地球的运动如果与太阳系的物质都没关的话，那么它又怎么会和太阳系外的物质有关呢？这就是“岁差”的悖论。
还记得哥白尼告诉我们地球在晃动，但是却没有给我们一个解释吗？是牛顿假定地球的这一运动和太阳系以内或者太阳系以外的物质有关，但是他却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
正如我们所知的一样，牛顿的力学公式计算出的数据并不吻合我们观察得知的进动率，所以后来让莱霍德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就像其他许多科学家一样继续试图将牛顿的公式运用于观察得到的数据。讽刺的是，他也没有质疑过牛顿最基本的假设（在科学界里，人们一般不会质疑牛顿）。所以也没有人重新去考虑也许地球的“晃动”可能只是一个明显的运动（不用我们太阳系的坐标系统去衡量）。到了今天，天体物理学专家们继续在根据岁差运动来修改数据，现在已经包含了许多超出“日月理论”的因素（包括其他行星，小行星，以及地球软心轴可能的椭圆形运动等等），这些努力都更好地预测了岁差率。对我来说，这些努力看起来都很可疑，像是“填坑”一样，用新的或不同的数据来回答事先已经确定了的问题。在岁差公式里，目前的答案是地球每年以大约50。29角秒的速度向惯性空间运动，这是可以测量估算的。因此，科学家输入了大量的新的因素用来符合这个答案。但是所有的这些“填坑”永远都不太符合答案，如果答案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话。
使用力学方式（严格的运用万有引力力学）来考虑岁差的最大错误在于：它假设了地球的轴心晃动是由太阳系内或太阳系外的物体所引起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它不仅模糊了我们对岁差的理解，也模糊了我们对地球运动的理解。幸运的是，最新的一些研究，如金星凌日1的时间、月球的自转和地球的运转与太阳系其他物体的关系（比如英仙座的流星雨）等，都显示了地球的运转与太阳系的物体无关。
尽管有这些依据，但是牛顿关于岁差的解释仍然广泛传播，并且被广为接受，以至于当我提到地球并非因为太阳系的物体的引力而运转或晃动时，大家都以为我疯了。这就像是在托勒密的时代告诉人们太阳并不是围绕着地球转的一样：他们抬头看看天，发现太阳是围绕地球转的，于是说你大错特错。但是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晃动”主要是由于一种还不知名的运动所造成的几何效应。这里有一个未能加以说明的坐标体系——太阳系在宇宙中曲速移动——产生了我们叫做岁差的可见现象。
重新审视
在双星研究所2里，我们发现月球的自转并不支持日月理论，地球与周围物体的关系也不支持这一理论。就以我们当前所遭遇的最大的流星雨来做例子吧。
就像你可能知道的那样，一年当中最固定会出现的流星雨就是英仙座的流星雨。它由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引起，当这颗彗星的运行轨道和地球的运行轨道相交时，它遗留在轨道里的残留碎片就会被地球重力吸引，进入地球，所以每年8月11号至12号（根据最近的一个闰年来调整时间）它都会出现。很早以前，英仙座的流星雨就成了一个标志，标志着它与绕日运行的地球轨道的相交。历史上记载英仙座流星雨的记录至少可以追溯到1582年格里高利历改革3——就是从这时开始我们有了高度准确的日历系统（每320年才会出现一天的错误）。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根据日月理论，在一个回归年（tropical year）或者分至年（equinoctial year），地球绕日的旋转不足360度——它还缺少55角秒的距离，因为这就是我们可以根据遥远的恒星推算出的岁差。因为回归年与普通的日历年非常接近，太空中的物体看起来就好像在以每72年一天的速率缓慢的划过日历。如果岁差是由近地物体引起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英仙座的可测速率会同地球相对于太阳系以外的恒星运动的速率一样的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就像黄道十二宫的位置相对于春分点每72年移动一天或者说一度——自从格里高利历以来已经移动了整整一个星期——英仙座（它也绕日转动）也应该发生同样的变化（相对于地球的晃动来说）。这意味着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应该发生在8月5号或者更早。但是事实却是，在过去的整整423年里英仙座都很少有变化。这个流星雨甚至被称作“圣劳伦斯的眼泪”，因为它总是发生在圣劳伦斯节的后一天。为什么它不像太阳系以内的其他所有物体一样发生改变？
也有可能是这个彗星的残骸以和岁差、月球自转、金星凌日相同的速度朝一个相反的方向漂浮，这种解释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一个更加具有逻辑性的解释是：我们不能只在太阳系内部来测量岁差，因为岁差（观察得到的岁差显示地球是向着惯性空间改变方向）并不主要是由近地物体的作用导致的。当然，近地物体确实对地球的晃动产生了一些小的影响，比如钱德勒颤动1，或者类似的；但是我们所经历的岁差这种主要的方向改变（至少是与恒星相对来说），则不可能是由大的物体的引力摇晃了地轴。实际上，更有可能是整个太阳系（它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组织）在太空的曲速运动而导致的。它在完全不需要主要行星的引力下制造了岁差现象。这是我能够想到可以解释为什么地球会不根据太阳系内部的行星来改变方向，但是却根据太阳系外的恒星系统改变超过每年55角秒的唯一方法。
除了英仙座流星雨的例子外，我们还发现岁差现象更像是一个符合开普勒定律2（在一个椭圆的轨道上）的加速运动，而不是一个正在减速的旋转的陀螺。而且，至少还有六个旁证显示了岁差并不是一个由太阳系物体的引力引起的现象。
我们不是唯一在做这些实验的人。许多完全独立的组织，包括加拿大天狼星研究小组的卡尔海因茨（Karl Heinz）和乌维霍曼（Uwe Homann）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日月理论解释不通岁差现象。他们对金星凌日现象的研究表明，不仅金星的运动并不刚好符合岁差的速度（一个不太可能的推测），而且地球的晃动也与金星无关。地球与月球运动的关系的研究同样显示了类似的结果——地球的岁差现象与月球无关。
如果这是一个很容易就能理解的问题，那么我相信它早就已经被修正了。但是试图去测量地球运转方向的任何变化与太阳系其他星球之间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因为地球周围的所有物体都具有这么高的相对运动——所有的东西都在动！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在测量地球运转的方向（岁差）时都用其他星系的类星体为参照的缘故。但是像这样的测量永远不会显示地球的自轴线的改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太阳系的星体有关——所以一直以来只是假设所有的变化都是一样的。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如果岁差现象是由于太阳系在太空的曲速运动而导致的，而不是一个太阳系内部的轴线运动，那么，另一个大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太阳或者说太阳系在太空中的曲速运动？
双星假设
如果我们的太阳属于某一个双星（或者说聚星）系统，那么它会和一个伴星相互吸引，这会造成太阳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引力中心在太空作曲速运动。这就是我们已知的双星系统的运行模式：两颗星互相吸引，它们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引力中心或质量中心相互环绕运动。
这种运动，由一个扁圆的球体和一个比它还要小的距离较近的球体构成（二者之间的引力效果类似于日月引力作用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它会导致这个球体，与它的双子星以相等的运动在惯性空间里持续的再定位。所以，如果双星运动导致太阳在24，000年里围绕着一个质量中心运动，那么地球地轴在同样的周期里也会重新调整自己到惯性空间去中（再加上或减去任何纯粹的近地星球的作用力）。这个原理有效的原因是双星运动对于本地运动的限制导致了双星运动可以改变任何本地运动产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岁差现象就可能主要是由于太阳系自身在太空中（围绕着双星系统的引力中心）的曲速运动而产生的几何效应。在这里，太阳系表现得像一个遥远的坐标系统，它包含了行星和它们的卫星的所有运动，同时轮流保持了它们自身的引力关系，就像一个在惯性空间里作统一的螺旋运动的系统，类似于一个星系在惯性空间里像是一个整体在运动一样。
简单来说，这意味着至少在太阳系的坐标系统里，其实地球并没有怎么晃动。它只是同太阳系以外的恒星相比看起来像是在晃动，但其实这是由于整个太阳系都在动——另一个坐标系统在起作用。
到处可见的双星系统
我们必须指出：在提出当前的日月模式之前，西方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关于双星系统的知识。即使在我还是小孩子的50年代和60年代，双星系统都被认为是少数的例外，而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现在的研究表明，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星体可能属于一个双星或者聚星系统。很显然，星星们就和人类一样喜欢相伴相随。再加上我们现在知道有很多星体类型，比如黑洞、中子星、褐矮星（甚至银河中心的红矮星）等都不可能用肉眼看见，而且通常也很难用仪器发现。所以聚星系统的数量可能远远高于我们对可见星体进行的统计。所以，如果外面的那些星球都有一个伴星，那么我们孤单的太阳和它的太阳系就会看起来像个异类——当然，如果太阳真的是一个孤单的星球，而不是一个聚星系统里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
假设我们处于一个双星系统，牛顿的理论既适用于太阳系内部，也适用于太阳系外部，那么这个太阳的伴星很有可能是一个暗物质，比如一个褐矮星，或者理论上的老中子星，甚至是一些大型的同样具有一个非常长的轨道周期的类星物质（这让我们很难去发现它的存在）。当然，它也可能是一个并非很遥远的黑洞，它还没有开始吞噬物质，因此很难被发现，不过，最后这种情况还是具有高度的可疑性。
另一种可能性是牛顿引力动力学修正理论（MOND）1或者是一些本地的引力动力学变化在银河系之外远距离发挥作用。当然，这就增加了太阳有一个可见的伴星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解决大多数暗物质的疑问）。当然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重大研究发现，我们不能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详细的描述，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完全排除它，因为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有一种比任何银河系的运动都更加紧密的力量把太阳系放到了一个椭圆形的模型中。我有一种大胆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对于万有引力和引力潮都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目前，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新研究正在进行中，它们可以进一步的扩大我们双星系统的可能性。
所以，牛顿错了吗？
哥白尼和牛顿都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如果考虑到他们工作的时代，连日心说的接受都还很成问题，那么他们不能发现地球的第三种运动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如果让哥白尼先说太阳在地球的第一种运动中是不动的，然后再说太阳制造了地球的第三种运动，这似乎是要求太高了。同样的，如果让牛顿去推测整个太阳系都在太空中作曲速运动，同时意味着推测太阳在动，这在他还没有接受任何恒星都可动之前，完全是一种妄想。而且，在那个年代，任何人都不知道双星系统的普遍存在，以及各种形式的恒星动力学。所以，牛顿不应该被指责。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天体物理学家来说，继续去假设地球以太阳系的物体为参照系来说没有改变方向，和以太阳系以外的物体为参照系来说改变了方向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不能接受的了。我们现在已经有工具去做区别了，而且也是时候去进一步的研究地球的运动和所有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
远古时期的人在他们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暗示了一颗失落的星星，他们认为正是这颗星星决定了时间的流逝。如果我们确实发现我们处于一个双星系统中，正受到另一个星星阴阳消长的影响，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们刚好证实了古人的正确。
----这些神秘的非洲人的符号是否显示了理论物理学的知识呢
莱尔德·斯克兰顿
自从罗伯特KG坦普尔（Robert K。G。Temple）发表了他的著作《天狼星的秘密》（The Sirius Mystery）的这几十年里，关于马里多贡人部落宇宙观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过。这种争议的关键集中在这个原始部落对天狼星系统看上去很不正常的详细知识——有的人认为这种知识显示了这个部落曾与外星人接触过，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充其量只是证明了他们从一些更先进的外来者那里获得了这些知识。试图去否认多贡人与外星人的联系的努力现在越来越激烈，很多人甚至产生了对法国人类学家马赛尔格里奥列（Marcel Griaule）和乔迈狄泰伦(Germaine Dieterlen)在上个世纪40年代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质疑，这两位人类学家已经研究多贡人部落长达数十年了，正是他们的研究激起了坦普尔对这个部落的最初的兴趣。
多贡人部落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征造成了天狼星问题的持续热门。比如，包括尼古拉斯格里马尔（Nicholas Grimal）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多贡人的神话包含了大量的符号和故事，这些符号和故事与古埃及人的宗教具有强烈的相似性。同时，多贡人的宗教仪式还包含了许多早期犹太教的外部特征，比如施行割礼和每隔五十年举行一次大赦年庆祝的传统。这种相似性使得一部人开始怀疑：多贡人的知识是否可以解释为一种非常古老的知识传统流传下来的遗迹？或者仅仅是一种更为先进的知识入侵的结果？
现在，可以用来解释坦普尔秘密的答案，已经不能再在天狼星自身的特征中去合理地推论了，因为对天狼星系统的争论已经成功地让坦普尔的大多数主张成为了质疑的焦点。但是，对于很多研究者来说，天狼星的光芒使得他们忽略了多贡人宗教和宇宙观的许多其他有意思的部分。这些部分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是多贡人用来理解事物的结构的符号。
多贡人的神话，就像许多其他古老的神话一样，把宇宙最初的形成想象为一个包含着所有物质的种子或者符号的巨大的蛋。这种描述很像经典科学对大爆炸之前的宇宙的最初形态的描述。多贡人认为一种不断旋转的力量使得这个蛋打开了，释放出旋风，并最终产生了在银河系中不断旋转的行星和恒星。这个风本身就是多贡人的真正的神——阿玛（Amma）。阿玛所完成的第一个创造物是一个非常小的叫做“波”（PO）的种子。多贡人描述这颗种子的很多特征都让人联想到原子——他们认为阿玛创造所有的事物都从相似元素的积累开始，而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波”。
多贡人认为组成波的成分是一种叫做舍那（sene）的种子。多贡人所描述的舍那令人联想到质子、电子和中子。这些舍那在波的中间聚合到一起，就像是质子和中子在原子核里，然后再围绕着这个核从各个方向交叉穿过，从而形成波，使得波可见，这个过程则类似于电子围绕着原子核旋转。多贡人用了一个图形来描述舍那，那图形看上去像是一朵花的四个椭圆形的花瓣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X的形状。这个图形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它很接近于电子围绕着原子作轨道运动时的一个最常见的形状。
多贡人探讨了舍那自己的形成——舍那的发芽——多贡人用另一个图形来反映了这一过程。这个图形由四个基本的圆圈所构成，每个圆圈上都有不同数量的“旋”（spines）突出在外面。一个圈上有四个旋，一个有三个，另一个有两个——这些旋都呈对称状。最后一个圈则包含了一些随便组合在一起、并没有形成任何特别形状的旋。要理解这个图形，我们首先得对量子粒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量子粒是电子、质子、中子的组成部分——以及了解现代科学是怎样对量子粒进行分类的。每一个量子粒都有一种特性叫做“自旋”（spin），这个特性可以告诉我们量子粒从不同的方向去观察时的形状。科学家根据量子粒的自旋，把它们分成了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粒子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是一样的，就像是一个圆球形。第二种类型的粒子看起来像是一个箭头，它只有旋转360度时才能看起来是一样的。第三种类型的粒子像是一个双箭头，它们必须旋转180度才能看起来一样。第四种类型的粒子是最难去归纳的。与逻辑相反，它们必须旋转两次才能看起来一样。显然的，多贡人所画的舍那发芽的形状非常接近于粒子的四种自旋形式。
因为大多数现代量子科学还停留在假设阶段，还在实验证明的过程当中，因此没有人敢明确地肯定到底有多少数量的量子粒可能存在。但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估计是有超过两百种的基本粒子存在。相对来说，多贡人的神话则反映了一个更加精确的理解：他们界定了266种基本的种子或者说符号。
要理解量子粒的内部结构，我们还必须先了解弦理论科学。弦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走在了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弦理论认为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是一些微小的一维闭合圈，即闭弦，这些闭弦像橡皮筋一样按不同速度在振动。这些振动反过来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量子力和基本粒子。直到现在，弦理论仍然没有得到证实。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闭弦比现在的科学技术能够观察到的最小的粒子都还要小很多倍。
根据弦理论，能量弦的一个功能就是产生粒子的四种基本作用力——重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也认为这些一维的弦可以聚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二维的“膜”。
在每年一次的宗教仪式上，多贡人会在地上画一个图形用来代表阿玛神的266个种子或者符号。这个图形由一个大圈和大圈里面的一个小圈所构成。在这两个圈之间的空间里画满了一系列的曲线。但这个图形被画好的时候，多贡人就说种子已经得到了。这个完成的图形和现代科学所画的量子弦的一种典型的振动模式图非常相似。
对于多贡人来说，这266个基本的符号是舍那的工作的蜘蛛，它们吐出来的线——很像弦理论的弦——据说这些线用符号“编织了语言”。与弦理论的闭合弦不同的是，多贡人认为这些线都是一圈绕着一圈的，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星星。多贡人也同样认为这些线能够形成一个薄的皮肤或者说膜——多贡人自己比喻说就像大脑外面所覆盖的那层薄膜一样。这个线也同样会产生四种不同的种子，这与粒子的四种不同的作用力类似，它们在多贡人的语言里的意思分别是：“拉拢到一起”（重力）；“颠簸的”（电磁力）；“强壮的”（强作用力）和“低头”（弱作用力）。
大体上，多贡人的宗教神话看上去准确地描述了物质真实的潜在结构；用了恰当的序列来组织它；正确的用图形来表达了它，而且还赋予了它的每个组成部分以正确的属性。因为这些符号都属于一个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古老的非洲部落的神话，所以过去也没有一个人类学家会去把一个简单的部落涂鸦和神秘的科学图表进行比较。但是当这样的比较一旦发生，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令人惊奇的相似。
讨论多贡人的符号和物质结构之间的关系比起那些对天狼星的研究要简单得多。只因为一点：我们可以将这些符号与一个已经确定的标准相比较——它们要么符合科学的物质结构，要么不符合。而且，这里也没有是否是植入知识的疑问，因为大部分能够理解多贡人图形的深度科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都甚至还没有进入现代科学的意识当中，所以当然不可能是几十年之前由格里奥列和狄泰伦传播到这个部落里去的。
对多贡人神话的仔细研究，与马赛尔格里奥列和乔迈狄泰伦的人类学研究都提供了丰富的洞察力，可以洞察多贡人可能存在的潜在智慧，他们的表述大多数都具有完全的科学意义。当我们更进一步地熟悉了这些表述以后，我们会发现多贡人的创世故事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和符号体系，它表现了宇宙的产生、生命的产生，以及文明的产生。我们不应该用假设的外星人接触的原因去理解它，也不应该用任何植入知识的想法去解释它。更进一步地说，正如多贡人符号和物质的构成之间的相似性是可能的一样，那么多贡人符号与遗传结构之间、与人类复制之间的相似性也同样可能。
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多贡人的符号和故事里可能隐藏了许多的暗示，它们很好的暗示了一些最古老的原始宗教符号和原始神话故事的起源和意义，因为它们是如此的相似。比如这种平行线就可以划在许多多贡人最重要的概念和埃及宗教早期的形式之间。举个例子，“波”这个词——多贡人的原子——听起来非常像埃及的象形文字“波”（Pau，埃及的一个自己创造自己的神），也很接近埃及的另一个字“波提”（Pau-t），“波提”的意思是“事物或者物质”。所有的这些都支持了一种地观点：对多贡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模板，供我们去理解现在品种繁多的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科学，以及宗教。
------布塔布那亚的天文学家们——新的发现揭示了令人震惊的史前知识
马克·H·加夫尼
根据大多数专家的说法，西方文明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最早开始的是伊拉克南部突然繁荣起来的苏美尔文明，和不久以后埃及的法老文明。在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教我的老师都是这么说的。但是，逐渐的，这种观点开始遭到质疑。近来的一些发现***了我们以前所知的几乎所有的人类历史。1973年，一队考古学家在穿越埃及南部一个十分偏远的地区时，得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当时正靠着指南针在一个名为纳布塔布那亚的人迹罕至的荒野里行驶，当他们停下来喝水休息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脚下发现了一些碎的陶器片。频繁出现的陶器碎片暗示着这是一个值得挖掘的考古对象，所以不久以后这个考古队就回来重新开始调查。在经过了几年的挖掘后，他们最终意识到纳布塔布那亚并非仅仅是另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居住场所。突破性的发现来自于他们看到了一个好像是露出地表的岩石，但是最终证明那其实是一个挺立的巨石建筑。
他们还发现了绕成一个圈的小一些的石头，在照片里这些石头看起来像是荒废的岩石。在这些岩石的不远处，就是庞大的巨石建筑群，它们挺立在一个非常开阔的平地上。这个被狂风吹袭的地方在今天已经是荒无人烟了，但是在几千年之前，这里水源充足，绿茵满地，四季分明，至少，应该有很多人曾生活在这里。
今天我们只知道纳布塔布那亚的巨石阵是一堆胡乱摆放的石头。很久以前，有些人把它们从我们仍然不知道的采石场里搬到这里来——但目的是什么呢？由弗莱德温多夫（ＦｒｅｄＷｅｎｄｏｒｆ）——纳布塔布那亚的发现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领导的考古小组后来发现了非常多的工艺品，这些工艺品都可以根据其中碳的放射情况来得知它们出产的年代。它们有的出产在公元前一万年，有的是公元前三千年，但是大多数集中在公元前六千年，那时候的天气比现在要湿润很多。纳布塔布那亚是一个盆地，现在它布满了季节性的湖泊。通过对沉淀物以下八到十二英尺的地方进行挖掘表明，有些巨石可能是故意被掩埋的。考古队还发现在沉淀物之下的床岩上有一些奇怪的雕刻——这是伟大的古老历史的证据。
考古学家利用地图和全球位置测定系统（GPS）测定了一个包含了二十五个独立巨石的地区。其他的巨石阵还在继续的测定当中。幸运的是，这个地区的偏远性保护了它，使得它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虽然测绘的数据暗含了一定的天文学特征，但是温多夫小队还是在寻找可以解密这个区域的关键问题上一无所获。2001年的时候，他们在一本书里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这本书是由温多夫编辑的，名为《埃及撒哈拉沙漠的全新世1沉降》（Holocene Settlement of the Egyptian Sahara）。这本书长达两卷的研究内容读起来都很有趣，但是它的作者却很少能给出答案。
然而，就在温多夫的书还在审稿的时候，一个前美国NASA的物理学家托马斯布罗菲（Thomas Brophy）就悄悄地开始了他自己对纳布塔布那亚的天文学研究。布罗菲已经查阅了1998年在《自然》1杂志上发表的比较贫乏的数据，等到温多夫更加翔实丰富的数据出版以后，他那还不太成熟的理论就开始成形了。2002 年，布罗菲将他的发现发表在了《原始地图》（The Origin Map）一书中。因为现有的天文学软件不理想，布罗菲还特意订制了一个他所需要的专门软件。通过这样的方式，他追踪了纳布塔布那亚上千年的天体运行情况，而且成功地解密了巨石阵附近的那些石头圆圈。这个“日历圈”有一条内置的经线和一条可视线——二者都非常明显——这让布罗菲意识到这个圆圈是古人观察星象时使用的一个简陋的观测台。它的设计是如此的简单，甚至是一个新手也可以使用它。一个公元前6400年到公元前4900年的夜晚观察台屹立在子午线轴的北部尽头，使得他可以将他脚下的三块石头按头顶上猎户座的样子排列起来。地上和天上的呼应是一目了然的：这三块石头和它们外部的圈摆放的形式，反映了夏至前猎户星座那条著名的腰带上的星体的准确位置。一旦熟悉了这种对应模式，一切就都很明了了。
在他的著作的另一个部分里，布罗菲认为罗伯特鲍瓦尔（Robert Bauval）和阿德里安吉尔伯特（Adrian Gilbert）在他们1992年的著作《猎户座之谜》（The Orion Mystery）里，至少有部分结论是正确的。这两位学者认为在吉萨有着类似的建筑设计。鲍瓦尔和吉尔伯特认为吉萨的金字塔群建筑就反映了天空，它们同样在地面上反映了猎户座腰带上的那三颗星星。
因此，在纳布塔布那亚这里，这些证据证明了一个常见的令我们吃惊的天文学问题，那就是天文学其实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先给你一些参考数据：现代天文学大约有五百年的历史，而吉萨和纳布塔布那亚都具有的天文学传统则至少有6000年到7000年的历史，也许还更长。它们二者之间相似的天文学同时也暗示了一种相似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温多夫的考古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纳布塔的新石器文明和很久以后当金字塔的建造达到顶峰时期的埃及古王国的法老文明有很多重叠之处。更有趣的是，一个多世纪之前，埃及古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弗林德斯皮德尔也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他发现谜一样的斯芬克斯根本就不是一个埃及的雕像，它更有可能起源于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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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菲的发现也支持了地质学家罗伯特肖赫的研究工作，肖赫最近发现了一些非常惊人的证据——关于斯芬克斯神像上被水侵蚀的痕迹，他认为这些证据显示了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塑像产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与纳布塔的工艺品产生时同样的早期湿润天气，或者还要更早。肖赫的分析直面了主流埃及学专家的观点，后者坚持认为斯芬克斯产生于一个晚得多的时期。吉萨和纳布塔布那亚之间确切的联系可以终止那些因为纳布塔的偏远而怀疑它与埃及文化的相关性的声音。实际上，纳布塔布那亚不仅不可能与埃及的文化传统割裂开来，甚至有可能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它就是整个埃及文化的中心。
虽然所有的这一切解释都是非凡的，但布罗菲对附近其他巨石分布的研究结论则更让人吃惊。布罗菲认为其他的巨石可能是一个天体地图，创造这个天体地图所需要的天文学知识与我们今天的天文学知识相比都不相上下，而且还有可能超过了我们。当然，布罗菲的这一观点是非常可疑的，但是他的研究工作仍然值得我们去密切关注，因为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意味着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
所以，在经过了几千年的沉默之后，纳布塔布那亚的巨石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们的设计师把它们放在了一个接受同一个中心辐射的直线上。这个设计拥有一个简单的星体坐标系统，这个系统给每颗星星安排了两块石头。一个石头对应这颗星星本身，它标记了星星在春分时偕日1出现在地平线上（也即，在春天的第一天里和太阳一起升起）。另一块石头则对应了这颗星星的参考星，在这里是织女星，从而确定了前一颗星在历史上的一个具体日子里的升起状况。在考古天文学中，只用一个石头来标记星星被认为是很可疑的，因为这些星星在所给定的任意一个时间里出现在地平线上或者地平线前后几度的位置上，它都只能用一个单一的符号来标记。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许多其他的星星也会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纳布塔布那亚的设计者利用织女星和春分时偕日出的特殊排除了这种不确定性，尤其是后一种情况通常一颗星在26，000年里才会出现一次。通过这样的方式就确定了星星的升起时间。织女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因为它在这个早期阶段里是天空中第五颗最亮的星，而且主宰着北方的天空。布罗菲还发现其中的六块巨石呼应了猎户星座的六颗主要的恒星（参宿一、参宿二、参宿三、参宿四、参宿五和觜宿一），这个发现也证实了他对附近的“日历圈”的猜测。这些石头的放置标记着这些恒星在春分时的偕日出，这发生在大约公元前６３００年的二十年间。第二组的参考石头则标记了织女星偕日出，它们发生在秋分的时候。因此，在公元前7世纪，纳布塔平原是一个很繁忙的地方。
一颗星星的偕日出发生在它和早上的太阳一起升起在地平线上时。春分偕日出则是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春分这一天里，因此后者要少见得多。通过采用一个保守的统计方式，布罗菲计算出纳布塔的巨石阵是随机形成的概率只有一百万分之二。因此，他写道：“这比我们通常接受一个科学假说为确定事实时所采用的三个标准偏差值要高了一千倍。”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纳布塔布那亚的天体巨石阵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而不是一个偶然。
但是先别忙着下结论，因为正是从这里开始，布罗菲的“冒险之旅”似乎已经走得太远了。他被纳布塔的巨石们与中心点的距离并不是统一的这一事实迷惑了，他写道：“如果这些不同的距离没有一个目的，大家可能会期望熟练的纳布塔布那亚设计师们使用了一个更加赏心悦目的安排……这些距离的安排肯定具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吉萨高原的学生们经常会说著名的金字塔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是偶然。每一个角度、每一种关系、每一个朝向，都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布罗菲的观点无疑就是认为纳布塔布那亚也一样。那么，这些巨石和中心点的不同距离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再考虑了许许多多的选择后，仅仅是出于一种乐趣，布罗菲得出结论：有没有可能地上的这些距离在比例上都符合那些星星与地球之间实际的距离？当他查看了目前最好的测量结果后——由依巴谷空间天文学卫星1测量——布罗菲大吃了一惊。他们每一组都在一个标准偏差值内相一致。二者之间的比例是在纳布塔地上的一米恰好等于799光年。这种吻合正如布罗菲所写到的“比惊奇更惊奇”，因为即使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去测量天体之间的距离都是一件非常复杂，而且还不太完善的事。目前最好的测量结果我们都只能看成是大约或者接近。布罗菲对此的结论重复了他之前的观点：“如果纳布塔布那亚地图上的那些距离的目的就是反映天体之间的距离，而且这并不是一种巧合的话，那么我们之前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史前人类文明就必须***，重新审视。”
布罗菲相信恒星的相对距离和它们的聚合情况等信息，都被纳布塔布那亚人编码在了巨石阵里。他还认为在某些巨石的基石旁边的那些小的石头代表了伴星，或者甚至是组成了行星系。不幸的是，在我们目前对宇宙的接触当中，现代的天文学还不能完全观察到像地球一样大小的行星。但是，这样的研究目前正在加速发展当中。很多像木星一样大小的巨星已经被发现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在继续进步当中，也许很快我们就能知道布罗菲的推测是否正确了。
一个星系地图
纳布塔布那亚还有其他令我们吃惊的地方。最初吸引温多夫小组注意的是摆放在星系地图中央点上的一个结构复杂的巨石。一个巨大的石头刚好矗立在中央点上，周围环绕着其他的巨石。还有大量的其他石头堆也在附近。它们看上去就好像坟堆一样，考古队挖开了其中的两个，他们本来期望能在里面发现一些尸骨遗骸。然而，他们在全新世地层中挖了十二英尺，一直向下挖到了岩基，只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雕刻图像。他们从来没有对这个发现进行过解释。
后来，布罗菲根据他对星系地图的破译结果对这些图像进行了重新的检视，他又一次被震惊了。他意识到不管是谁创造了纳布塔布那亚，这些创造者一定都拥有关于银河星系的先进知识。这些岩基上的雕刻从外部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按比例绘制的银河地图，而且，是从北银极1的视角进行绘制的。这个地图正确的标记了方位、范围、太阳的方向、螺旋臂2的位置、银心，甚至是人马矮星系——它在1994年才被发现。尽管温多夫在挖掘地下雕像的过程中损害了地表上面的石头，但是布罗菲还是能够从温多夫精确的图表/地图中确定中央点正好在其上方——这当然代表了银河地图中我们的太阳的正确位置。
布罗菲接着得出了另一个关键的发现：其中一条巨石照准线代表了银心。它的直线标记了大约公元前17，700年时银心在春季时的一次偕日升。令人惊奇的是，雕像里银道面的方向都与这个日期一致。因此，布罗菲得出结论，这个石头雕像是一幅以北银极为观察点的银河地图。接着，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温多夫小组挖出的第二个石堆，同样的，在这个石堆里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尸体。这个石堆里的尺寸和摆放位置显示了它是一幅仙女座星系地图——我们的姐妹星系。统计显示它的尺寸——是银河系的两倍——以及它的位置都与我们已知的仙女座星系的尺寸和位置相一致。
至于纳布塔布那亚的其他几个石头堆，它们还没有被挖掘……
吉萨：一个岁差日历？
布罗菲同时也对吉萨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在这里他也发现了证据，证明吉萨的设计者们也知道银心。布罗菲那个强大的软件使他可以提炼罗伯特鲍瓦尔估算的大金字塔的相关日期。他同意著名的星光通道作为标记，可以通过一个狭小的窗口来确定日期。当布罗菲对吉萨的天空进行研究后，他发现这里出现过的最好的轴对齐大约是在公元前2360年——比鲍瓦尔确定的日期大约晚了半个世纪。鲍瓦尔认为金字塔在修建的时候，国王殡室南面墙上的通道对准的是猎户星座。但是布罗菲发现猎户座腰带上的最后一颗恒星参宿一（猎户座ζ星），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对准了南通道。在金字塔建造时南面星光通道对准的是银心，也支持了他在纳布塔布那亚的发现。
假设吉萨高地上的建筑是猎户座星系的一面镜子，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鲍瓦尔推测的日期是公元前10，500年，这时猎户座三星在26，000年的岁差周期里到达了正南方，这比金字塔实际建造的时间要早得多。当布罗菲测试这个观点时，他发现了这个复杂问题的另一个层面。他发现吉萨地面反映的是在两个时间点上的天空：公元前11，772年和公元前9420年。布罗菲认为金字塔的建造并不是如鲍瓦尔推测的那样反映的是猎户座三星正南的时候，而是包含了这一现象形成的整个过程。这两个日期同时也囊括了另一个重要的事件——大约公元前11，000年时银心正北。换句话说，吉萨被建造成了一个黄道带的时钟，在石头和地面中反映了岁差周期。这支持了那种认为这个地点的天文学远比金字塔的实际建造时间要早的观点。
布罗菲完全清楚他的观点所具有的革命性，因此他很明智地没有在书里作最后的结论。他仅仅只是把自己的发现看做是一种假设，然后建议其他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幸运的是，他的大多数观点是可测试的。到目前为止，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也只有二十五个纳布塔布那亚巨石被确定了，而且在至少三十个石头堆中，只有两个被挖掘过。无疑时间会告诉我们更多……
========================特斯拉，三个世纪的传奇
尤金·马洛威博士
在克罗地亚临近波塞尼亚的地方，1856年6月9日到10日的夜里，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出生在了一个塞尔维亚家庭里。这个地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混乱当中。就是在这样一个穷困的地方诞生了一个“被埋没的天才”——这个称呼名副其实，它是玛格丽特切尼（Margaret Cheney）在1981年时为特斯拉所写的传记的标题。从这个婴儿成长成的男人，将会是引导十九世纪电力学和磁力学发生科学革命的先锋。他在电力方面的创造完全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面貌——他对电力学的贡献主宰了我们充满“以太波”1联系的社会，以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广播、电视等。特斯拉的传奇还没有完全为我们所知，但是21世纪的今天它一定可以不一样，因为（我们期望）21世纪会和20世纪完全不同，就正如二十世纪和十九世纪完全不同一样。
特斯拉在1884年时带着一封查尔斯巴切勒（Charles Batchelor）写给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的推荐信来到美国——查尔斯巴切勒是英国人，当时主管着欧洲大陆爱迪生公司。其后，特斯拉和爱迪生这两位伟大的人在美国共同工作了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很快他们不同的礼节、个性，以及他们生产和传送商业化电流的不同方法导致了他们戏剧性的分裂。爱迪生仍然坚持他有问题的直流电传输模式，而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在他对交流电进行了深入研究后，他认为交流电比直流电更有前途。当然，最后特斯拉赢了，然后他却在1943年时死于纽约的一个小旅馆，身无分文，负载累累。他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科学天才，而不是一个会算计的、阴险的商人。直到今天，特斯拉仍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荣誉。他是无线电交流技术的真正发明者（在特斯拉死后，这项荣誉才由美国最高法院正式裁定给他），而在这之前，这项荣誉属于马可尼（Marconi），后者盗用了特斯拉的发明。特斯拉在当时就知道了这件事，但他只是笑了笑，他完全被他的其他的能源和交流的研究计划占据了所有的注意力。
我们现在距离特斯拉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已经很遥远了，那时实验和基于实验的具体高科技设备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方式。而我们当前的科学则完全是以假设为根本的。在现今的世界上，即便已经有确凿的实验证据，但是很多理论仍然可以被扔进一个所谓的“失败科学”的废物篮子里，举个例来说，尽管数以百计的实验已经显示了低能核反应（LENR/冷核融合）存在的无可反驳的证据，但是它们仍然呆在废物篮子里。在特斯拉工作的时代，物理学界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是：宇宙的另一种非同小可的组成部分——以太（***）。这个假设的微小物质结构必须存在，要不然我们就没法解释为什么光波会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绝对虚空的空间里传播。
传统科学认为宇宙仅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物质（具体化为基本粒子，比如电子、质子、中子和其他各种反物质粒子），电磁辐射（可见光、无线电波、紫外线、红外线、X光线、伽马射线等）。所有的这些“事物”都处于一个时空空间中，它们大约是在150亿年（《纽约时报》2003年12月的一期报告了一个确定的时间：137亿年前后的两亿年）前的宇宙时1的一瞬间从之前的不存在到存在。出于某些原因，宇宙时是可以谈论的，它有别于我们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得知的我们受困的这个时空空间。我们被告知，我们不能将时间和空间分开；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时间也与那些相对于我们运动的其他人不同。
在传统科学中，宇宙的所有“事物”都是处于一个宇宙真空当中，这个真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一个量子真空，在这个量子真空里电磁力会在一个非常小的亚原子的幅度里上下波动——就会产生所谓的“零点能”（Zero-point energy）。同时虚粒子不时的、随机的、无序的产生或者消失——有时符合，有时不符合质能守恒。近来，传统科学对这个宇宙图像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看起来，很需要用还没有被认可的“暗物质”、“暗能量”、“第五元素”等概念来扩大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就像广义相对论制造的那个看似永无休止的寓言圈一样，这个人类假想的寓言圈用宇宙的基本结构、时空弯曲来帮助解释大爆炸。爱因斯坦的这个理论本来应该可以“解释”万有引力，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最近，权威科学机构非常喜爱“暗物质”这个概念，它据说能够加速我们假设的宇宙膨胀。他们认为宇宙膨胀主要依赖于宇宙中天体光谱的红移2，这是近来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这个发现不是观察测定了一个星系或者一个类星体的位置可与之比拟的（意思是说红移是目前最重要的、最新的物理学发现）。
近代提出第一个电磁学理论方程式的科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马克斯韦尔（James Clerk Maxwell），他就相信以太的存在——他认为以太是静止的，导光的，可以传播光。他在第九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出版于1875年左右）里写道：“以太这个概念延续下来的唯一渠道，是惠更斯3通过它来解释了光的传播。伴随着我们不断发现光和其他各种射线，作为附加现象，传播光的以太的存在证据也越来越多。通过这种方式，从光当中推导出来的以太，我们后来被发现它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电磁现象。”到了大英百科全书的第十一版（1910年），以太这个概念还是比较重要——整整用了五页非常小的字体，以及各种数字符号详细的讨论了以太的概念，以及与以太相关的实验问题，甚至包括了在19世纪80年代由A。A。迈克尔森（A。A。Michelson）得出的静态以太的零干扰数据。在第十一版的前面还对动态（运动）的以太存在的可能性进行了开放性的思考。这篇文章最后保证对以太的进一步的研究还在继续进行当中。“这些结果给现代的或者电力学的以太理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它的发展，虽然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测这个发展究竟会走到哪一步。”是的，即使是电流——原来未知的“以太流”——也是随着近来对电子的新发现才渐渐地被认可。我们对原子转换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起步。
到了2003年，权威科学机构已经很久不谈以太，并且也不再进行关于以太的实验了。但是以太的“幽灵”却又回来了。尼古拉特斯拉的精神还活着，对于物理学来说，还有太多太多未完成的事业。一个不断发展的、完美的所谓的现代物理学可能正准备建立一个真正健全的，以实验为基础的宇宙观。就此而言，特斯拉又是怎么考虑“电流”的呢？我们必须记住，在特斯拉工作的19世纪，以太除了被看作是传播光的媒介，以及另一种赫兹电磁波以外，它还无法摆脱与电流这个概念的联系。关于“带电的粒子”——后来发现的，并被命名为“电子”的东西——当时还没有流行起来。那时的电流被看作是某种神秘的像液体一样流动的东西——也就是“以太”字面上的意思。在美国电力工程师协会（AIEE）还叫做哥伦比亚学院时，1891年5月的纽约，特斯拉在这个地方发表了讲话，他说道：“在自然界的所有永远存在的、持续变化的、众多普遍的能量当中，电流和磁性也许是最最让人惊叹的，就像一个灵魂在驱动着我们固有的宇宙一样……我们都知道电流就像一个永远不间断的河流在流动着，因此自然界当中一定有大量的、持续的电流存在，它们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电流和以太的现象其实就是一回事。”特斯拉就此认为到处都存在着动态的、变化的以太，对以太的使用可能会拯救人类，他说道：“……从以太当中获得力量，就像不花费力气就得到各种各样的能量一样，就像从一个永远不会枯竭的商店里拿东西一样，人类一定会飞速向前发展。”“人类成功地利用自然力成为’自动机器‘，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当然，在特斯拉的时代，以太还没有被人类利用起来。后来以太，无论是静止的还是动态的，都成了不时髦的话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里将以太从物理学词典中一笔勾销了。1931年6月10日，为了庆祝特斯拉75岁的生日，《时代》周刊用特斯拉的肖像做了封面，杂志描述的特斯拉的工作是“开发一种全新的、难以想象的资源”，这是在指以太吗？也许吧。
特斯拉一直期望能够将良性的和无限的资源，比如通过水力所生产的电力提供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这种电力能够通过地球自身的共振空腔传播给每一个人，供亿万人使用。这种能量不会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通过电磁辐射来传播（电子振荡和电磁波的横向传播），而是以一种与空气中纵向的压强更相似的纵向波传播，就像声波的传播一样。特斯拉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似乎证明了这种非电磁辐射的能量传播方式是可能的。确实，特斯拉在很远的距离里点亮了灯泡。但是这真的就是能量传播的新形式吗？当然，现在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特斯拉的特殊的发电线圈，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特斯拉线圈”。假设在线圈中流通的，或者环绕着线圈的都是现代物理学所说的、或者说希望是的——构成电流的电子，这些电子存在于线圈的金属线里，然后通过这些线圈产生电磁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电磁波是一种横向的波（从一端到另一端，垂直于电的纵向传播方向），这种现象存在于什么都没有的“真空”的时空当中，对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来，许多优秀的实验者都想要能找出特斯拉线圈工作的原理。的确，特斯拉的线圈看起来制造力惊人，似乎暗示了动态以太的自身结构。近来的一些实验涉足了以太的深度领域，以及它和电流的两个基本形式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形式是被普遍认可的——电流的极大弹性（massbound），但是另一个还没有被传统科学所接受：极低密度（massfree），后一种电流形式也可以进入，并环绕着线圈，特斯拉的实验通过气体媒介和真空，使得电流的产生穿过了极大弹性和极低密度的介质（详情请登陆www。aetherometry。com，查看里面的相关科学著作）。电流的低密度形式可以被称之为：“冷电”（cold electricity）。
这又回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那就是一些非标准的生物能源的本质——这在今天仍然是被嘲笑的话题之一，而且一般都假设这样的生物能源根本不存在。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讨论以太的本质的话，这些生物物理学的能源是不可或缺的。20世纪把有机体看做单纯的生物化学系统，把一个非化学的、远程的信号穿过一个有机体解释为神经元的通电去极化，如果我们追溯这种思想的起源，会发现它来自于18世纪晚期因为L·伽伐尼1（L。Galvani）和A·伏打2（A。Volta）的争论所引起的关于“生机论”3和“动物电”的论战。在伏打根据伽伐尼的“动物电”的理念进行的电池实验当中，其实大多数伽伐尼的重要观点已经被抛弃了，这也导致了后来对伽伐尼的边缘化，并主宰了我们今天对电的理解。在特斯拉的第三个世纪里，我们接受特斯拉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向伽伐尼回溯的过程。就像其他的以太理论家一样，比如开尔文爵士1，特斯拉对生命能源的电子构成非常感兴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亏欠特斯拉很多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他发明了今天主宰我们世界的电力技术，还包括在未来将要终结碳氢化合物燃料时代的新的能源，以及融合西医和中医的未来生物医学。然而当前神经质的权威科学机构总是忽略以上所有的这些新发现，幸而最终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实验室的实验得到证明。权威科学机构的这种做法，是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亵渎了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贡献者。
到了2003年，权威科学机构已经很久不谈以太，并且也不再进行关于以太的实验了。但是以太的“幽灵”却又回来了。尼古拉特斯拉的精神还活着，对于物理学来说，还有太多太多未完成的事业。一个不断发展的、完美的所谓的现代物理学可能正准备建立一个真正健全的，以实验为基础的宇宙观。就此而言，特斯拉又是怎么考虑“电流”的呢？我们必须记住，在特斯拉工作的19世纪，以太除了被看作是传播光的媒介，以及另一种赫兹电磁波以外，它还无法摆脱与电流这个概念的联系。关于“带电的粒子”——后来发现的，并被命名为“电子”的东西——当时还没有流行起来。那时的电流被看作是某种神秘的像液体一样流动的东西——也就是“以太”字面上的意思。在美国电力工程师协会（AIEE）还叫做哥伦比亚学院时，1891年5月的纽约，特斯拉在这个地方发表了讲话，他说道：“在自然界的所有永远存在的、持续变化的、众多普遍的能量当中，电流和磁性也许是最最让人惊叹的，就像一个灵魂在驱动着我们固有的宇宙一样……我们都知道电流就像一个永远不间断的河流在流动着，因此自然界当中一定有大量的、持续的电流存在，它们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电流和以太的现象其实就是一回事。”特斯拉就此认为到处都存在着动态的、变化的以太，对以太的使用可能会拯救人类，他说道：“……从以太当中获得力量，就像不花费力气就得到各种各样的能量一样，就像从一个永远不会枯竭的商店里拿东西一样，人类一定会飞速向前发展。”“人类成功地利用自然力成为’自动机器‘，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当然，在特斯拉的时代，以太还没有被人类利用起来。后来以太，无论是静止的还是动态的，都成了不时髦的话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里将以太从物理学词典中一笔勾销了。1931年6月10日，为了庆祝特斯拉75岁的生日，《时代》周刊用特斯拉的肖像做了封面，杂志描述的特斯拉的工作是“开发一种全新的、难以想象的资源”，这是在指以太吗？也许吧。
特斯拉一直期望能够将良性的和无限的资源，比如通过水力所生产的电力提供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这种电力能够通过地球自身的共振空腔传播给每一个人，供亿万人使用。这种能量不会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通过电磁辐射来传播（电子振荡和电磁波的横向传播），而是以一种与空气中纵向的压强更相似的纵向波传播，就像声波的传播一样。特斯拉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似乎证明了这种非电磁辐射的能量传播方式是可能的。确实，特斯拉在很远的距离里点亮了灯泡。但是这真的就是能量传播的新形式吗？当然，现在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特斯拉的特殊的发电线圈，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特斯拉线圈”。假设在线圈中流通的，或者环绕着线圈的都是现代物理学所说的、或者说希望是的——构成电流的电子，这些电子存在于线圈的金属线里，然后通过这些线圈产生电磁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电磁波是一种横向的波（从一端到另一端，垂直于电的纵向传播方向），这种现象存在于什么都没有的“真空”的时空当中，对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来，许多优秀的实验者都想要能找出特斯拉线圈工作的原理。的确，特斯拉的线圈看起来制造力惊人，似乎暗示了动态以太的自身结构。近来的一些实验涉足了以太的深度领域，以及它和电流的两个基本形式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形式是被普遍认可的——电流的极大弹性（massbound），但是另一个还没有被传统科学所接受：极低密度（massfree），后一种电流形式也可以进入，并环绕着线圈，特斯拉的实验通过气体媒介和真空，使得电流的产生穿过了极大弹性和极低密度的介质（详情请登陆www。aetherometry。com，查看里面的相关科学著作）。电流的低密度形式可以被称之为：“冷电”（cold electricity）。
这又回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那就是一些非标准的生物能源的本质——这在今天仍然是被嘲笑的话题之一，而且一般都假设这样的生物能源根本不存在。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讨论以太的本质的话，这些生物物理学的能源是不可或缺的。20世纪把有机体看做单纯的生物化学系统，把一个非化学的、远程的信号穿过一个有机体解释为神经元的通电去极化，如果我们追溯这种思想的起源，会发现它来自于18世纪晚期因为L·伽伐尼1（L。Galvani）和A·伏打2（A。Volta）的争论所引起的关于“生机论”3和“动物电”的论战。在伏打根据伽伐尼的“动物电”的理念进行的电池实验当中，其实大多数伽伐尼的重要观点已经被抛弃了，这也导致了后来对伽伐尼的边缘化，并主宰了我们今天对电的理解。在特斯拉的第三个世纪里，我们接受特斯拉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向伽伐尼回溯的过程。就像其他的以太理论家一样，比如开尔文爵士1，特斯拉对生命能源的电子构成非常感兴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亏欠特斯拉很多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他发明了今天主宰我们世界的电力技术，还包括在未来将要终结碳氢化合物燃料时代的新的能源，以及融合西医和中医的未来生物医学。然而当前神经质的权威科学机构总是忽略以上所有的这些新发现，幸而最终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实验室的实验得到证明。权威科学机构的这种做法，是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亵渎了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贡献者。
--------声聚变：太阳的能量可以被装进一个瓶子里吗
就像古时的神话一样——然后提供给我们一个拥有无尽能源的未来？
约翰·凯特勒
你的洗甲水和你的超声波牙刷在一个可能的核聚变突破上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点呢？你想都不会想到！实际上，这两样东西，丙酮和超声波，都可能成为产生核聚变的新方式，这会使得核聚变不再需要造价昂贵、耗资几百万美元的托卡马克（Tokamak）磁控制容器，以及一个有多条手臂的以印度神“湿婆”命名的高能激光1。潜在的核聚变——与太阳的燃烧相同的反应过程——将可以在一个桌面上完成。
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如果这个实验的基本原理能被其他科学家成功地重复实验，那么这项新技术一定会得到核研究界的支持——它不像冷核融合，冷核融合因为是化学家们搞出来的，它一直不为物理学界接受——而声聚变则完全属于物理学热核聚变的范畴，它可能会真正地繁荣起来。的确，发表在2002年3月8号《科学》杂志上的第一篇声聚变论文——《声波气泡中的核聚变证据》（Evidence for Nuclear Emissions During Acoustic C***itation）——它的两位作者R。P。 塔利亚克汉（R。P。 Taleyarkhan）和C。D。韦斯特（C。D。 West）都和田纳西州的橡树林有关，橡树林是美国最重要的核研究中心。塔利亚克汉在橡树林国家实验室工作，而韦斯特则在橡树林联合大学工作。这看起来好像是权威科学界的一种认可和赞赏，刚好和1989年他们对冷核聚变的攻击相反，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这篇文章差一点就没能发表出来，我们后面还会详细叙述这件事。
声聚变的定义
声聚变(Sonofusion)是一个新产生的词，它的意思是“从声音中产生的核聚变”。当然，这个词只是部分地概括了事情的真相。声聚变是一个新出现的化学领域——声化学（Sonochemistry）的直接产物，主要来自于一个特殊的现象——声致发光（Sonoluminescence）。是的，我们现在又多了两个新名词，但是我们离主题已经越来越近了。
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用超声波轰击一种适当的液体，比如丙酮，就会产生声致发光的现象。声波会导致无数小的气泡产生，就像我们刷牙时，由牙刷产生的那些气泡，不同的是这些气泡含有巨大的能量。当这些气泡破裂时，它们的部分能量会释放成为光——这就是这一现象的名称的由来，声致发光。
声聚变的理念来自于在声致发光的过程中，这些气泡的内部会形成非常高的温度和气压，如果再往这个媒介里加入可以发生热核反应的氘元素——一种氢的同位素，接着再用中子脉冲冲击这个已经具有非常强的压力的混合物，这足以引起核聚变反应。总的来说，这就是塔利亚克汉和他的同伴们声称的他们实验的声聚变。不过，这项工作不管是在发表之前，还是在发表之后都充满了争议。
科学：理论对抗现实
科学喜欢把自己描述成对事物本质、结构和功能的不断发展的、开放的和随心所欲的探索，从无限小的事物到无穷大的事物，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科学只受到诚实、实验、同行审查，以及可重复性的实验结果的限制。这就是“尊贵的科学家们”所描述的科学工作的标准。
不幸的是，科学的世界却更加像是一间超级监狱和一所精神病院的结合物。
不管在什么时候，科学都是根据一些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定义的，为了使这个定义确信无疑，那些教条的执行者们进一步地说道：教条无处不在。学校只会用规定的方法来教授真理，我们在这里只列举历史当中的三个例子：地球是平的、托勒密的天文学，或者达尔文主义。天堂会帮助那些威胁了标准模式的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权威科学机构的自尊心在起作用，过去则常常是外部安全和宗教法庭在做主，有时还会产生致命的后果，比如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
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科学是国家和经济的女仆，它依赖于这两者提供的资金，以及其他类型的支持。他们主宰一切，而科学只能合着他们的旋律跳舞，因为科学的工作需要大量的资本，有时会包括耗资数十亿美元的设备、昂贵的学术和工程技术人才，以及大量昂贵的实验设备和供给。
到目前为止，国家都是科学最大的投资者，国家不仅在无数个机构和实验室里雇佣了一大批的科学家，而且国家不仅资助商业化的和工业化的科学技术发展，同时也资助基础理论研究。这样的结果是培养了一大批温顺驯服的科学家，而不是具有自由精神的独立自主的探险者。这些科学家的工作是不犯错、让老板高兴、使他们的组织不受其他非法的势力的损害、发展他们的事业，以及扩大他们的组织。在这许多的职责当中，今天他们还着重了另外一个，那就是从那些纳税者支持的研究那里保护他们的专利权。这样的氛围很显然不利于培养开放的调查精神和知识的共享。诸如安全分级、商业机密、保护专利权等不断加入进来的新的规则无疑把这种氛围变得更糟糕了。
那些反对这个系统的，或者真正提出问题的科学家都要受到这些力量的控制。他们会被取消参加专业会议的权利，或者禁止他们自己举办会议；他们会被否认他们的进步；他们的著作不会被出版，被非正式的封杀，被从科学组织里除名，遭到非难，或者被解雇，甚至更糟。那些最为激进的科学家，总是遭到威胁和恐吓，他们的实验室被非法入侵或者遭到破坏，他们甚至会被暗杀。他们中的一些被关进了监狱，其他人的著作和实验设备则被没收和销毁。
科学发现越是基础，越是具有突破性，它们的威胁就越大，所遭到的轰炸也就越激烈。在这样的攻击当中，媒体、科学团体和大众的力量是最重要的。他们通常都主宰了科学战争到底谁胜谁负，同时也主宰了胜负双方的声誉。这就是为什么控制出版业是如此的重要。这也是关于《声波气泡中的核聚变证据》的真相。
科学论文出版过程概述
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科学组织，决定要验证一个特定的科学假设。他们就会小心谨慎地用可操纵的实验来证实这个假设，或者***这个假设这个实验的所有数据都会被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新的发现、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也都会呈现在正式的科学论文中。当然，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实验得以完成的前提都要经受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的内部调查。
然后，这份论文就会被提交给与这个新发现相关的领域的科学杂志的编辑手中。这个编辑接着将论文发给一组相关的科学家，这组科学家对公众来说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匿名的。这组科学家将对论文进行审查，他们会检查它是否是符合科学的扎实的工作，是否具有正确的结构和实验数据，论文的可识别的倾向和错误是否都经过了说明等等。这组科学家的评论最后会反馈给编辑，然后编辑决定是完全拒绝出版，还是让作者部分进行修改，或者全文发表，最后这个一般只会经过一些标准论文格式的编排。一旦一篇论文得到了发表许可，那么它最后就会发表出来。这就是科学论文发表的整个过程。
发表论文的不同命运
但是以上的这种出版过程很明显不是声聚变的论文所遭遇的。尽管声聚变的论文已经得到了科学家小组的许可，甚至已经安排好了出版时间。但是它仍然遭到了许多其他势力的干扰，这些势力很明显的是想要阻止它的出版，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它的出版会对社会造成的冲击。
因为情况很糟糕，所以《科学》杂志在发表这篇论文的同时，还不同寻常地发表了编辑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所写的《出版，还是不出版》，在这篇文章里，肯尼迪描述了他所遇到的阴谋和压力。一开始，橡树林国家实验室的高级科学经理就丧失了信心，他表达了他们对这项发现、以及它的实验方法的保留意见，同时还不断地要求论文发表延期。这引起了另外一组科学家，D夏皮拉（D。Shapira）和M索尔特玛什（M。。Saltmarsh），他们都在橡树林工作，加入到了对这个发现的讨论和争执当中，他们都发表了意见。然后，这篇论文的作者修改了他们的原始文章，他们引述了第二组科学家的评论，并在修改后的文章里回应了他们提出的批评——这是多么不正常的程序啊！
唐纳德肯尼迪当然也不会为这样的事高兴。在《科学》杂志的同一期上，还发表了第三篇相关的文章，它是查尔斯塞菲（Charles Seife）的《气泡核聚变：烧杯里产生的暴风雨》，这篇文章引述了肯尼迪的一段话，他说：“橡树林一直在给我施加压力，要么不发表，要么延期。”他还说道：“我烦透了这样的干涉，这样的干涉让我们知道某种讨人厌的事实——没有作者有权利告诉我们，我们能不能发表这篇论文。”
除了上述情况外，《科学》杂志很快收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威廉哈珀（William Happer）和IBM的托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实验室的理查德加尔文（Richard Garwin）的来信。编辑在文章里并没有点明这两位绅士的名字，他含蓄的称呼他们为“该领域的杰出科学家”。这两位科学家在信里提出了反对意见，并要求《科学》杂志重新考虑到底要不要发表这篇论文。在《气泡核聚变》的那篇文章里，作者指出哈珀曾经在90年代早期担任了两年的美国能源科学部办公室主任。文章里提到，哈珀的担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阻止《科学》杂志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整个科学界遭到又一次的公开羞辱——“上次冷核融合的时候，我就见过这样的情形了。如果我们不够幸运，那么丹拉瑟（Dan Rather）1会在晚间新闻节目里大肆嘲笑我们，他会做首诗来讽刺说：靠天保佑，我们终于解决了能源问题！我们整个科学界都会被公众当做傻子看待。”
这就是典型的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科学的真实状况截然分开的做法，是压制先进思想的一种思维方式，是政府机构不愿意承担风险的自我保护措施。
不过理查德加尔文在他的信里至少还是提到一个真实的问题，他认为为了保持恰当的实验条件而不断地调整实验设备，可能会导致实验结果中的无意识的错误。综合以上观点，塞菲先生引述了他的话：“……如果《科学》杂志要为这个实验的准确性承担风险，那就太不幸了。”
额外的压力还来自于外部，美国物理协会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在这篇论文还没有发表的时候，他就积极的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
唐纳德肯尼迪并不确定这篇论文地结果是否是能够重复实验的，这也不是他的工作。在编辑的过程中他说道：“……我们的工作是将有趣的、有潜力的重要科学成果介绍给公众，在我们尽我们最大的能力确保了它们的质量之后……重复的实验和重新的审视都可以在其后再进行。科学的世界就是这样的，科学不是存在于一个匿名作者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里谣言迟早会消失，真相一直在里面。”
综上所述，读者们应该已经清楚了，在这篇文章发表的整个过程当中，只有两个方面是公正的：文章的作者和《科学》杂志的编辑——唐纳德肯尼迪，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正直的、有勇气的人。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看看这个被我过于简单化的描述了的实验，让它丰富一点。
声聚变：对实验的具体补充
想象两间一模一样的小房间，每一间里面都非常小心地放置了脱气洗甲油（丙酮），我们往其中的一间加入氘原子，用它取代丙酮里面原来就有的氢原子。两间房都处于完全的真空状态，温度控制在摄氏0°（华氏32°），然后从一个超声波发生器向这两间房同时发射超强声波，同时再用1400万电子伏特的中子波来轰击它，这样就会产生无数个纳米尺寸大小的气泡，这些气泡会迅速膨胀到一个相对巨大的比例，我们肉眼都能看见（大约1毫米左右）。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与墙壁相接触的麦克风来检测这些气泡的爆炸，而在这个阶段所发生的所有声致发光现象都可以通过一个光电倍增管收集起来，光电倍增管是一个特殊的仪器，它能够将少量轻微的光放大到人的肉眼就能察觉的程度，并且将探测到的反应现象全部展示出来。这两个房间的另外一个主要的设备部件是闪烁检测器，它用来检测有没有核反应发生。
塔利亚克汉和他的同事们在论文里宣称有非常奇妙的现象发生。对于我们和大多数科学家来说，至少在用声波和中子波来轰击含氘的丙酮时确实如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能探测到氚的形成和2。45兆电子伏特的中子。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无疑就证明了在极端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伴随着气泡的聚爆和声致发光，同时会产生氘-氘核聚变。
有趣的是，实验观察报告同时包含了氘-氘聚变反应中的两个同样可能的结果。其中一个产生出了氦-3和2。45兆电子伏特的中子，另一个则产生了氚和被丙酮所吸收了的3。02兆电子伏特的质子。但是另外一间放置普通丙酮的房间则任何一个结果都没有发生，同样的，当温度改变时含氘丙酮会溶解，也不会发生任何核聚变，或者在关闭超声波发生器时也不会。
接下来会是什么呢？
虽然经历了丑陋的干涉和多次封杀，现在，这篇论文还是发表出来了，它等待着科学界的其他科学家们开始他们自己的实验。有的人希望科学家们能考虑开展他们自己的实验；有的人则认为在上述条件中核聚变是可能会发生的，但是证据还不足；有的人仍然还在质疑这个或那个因素并不算数，比如氚里有污染物，或者中原子的存在有问题。这样的讨论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但是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只有在经历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突破性实验之后，再用其他独立的实验去确认前一个，或者否定前一个，我们最后才能得到真相。当然，这必须假设所有的人都是在规规矩矩的工作。可悲的是，我们并非没有听闻过欺骗的存在，比如实验设备被有意地配置错误，或者实验条件被改变，或者完全篡改实验结果。诽谤诬陷也经常会发生。如果想要独立地重复实验，以上的这些丑陋现象都是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去避免的。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当科学家们所做的后续工作是从属于一个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的经济实体时，它必须面临一系列的投资巨大的竞争。
有组织的行为告诉我们，对一个组织来说，第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个组织生存下去。再者，人的本性就是拒绝那些不熟悉的东西，同时保护个人的利益和社会地位。坚持热核聚变的科学团体吸国家的血已经很多年了，他们获得了数不清的金钱支援，同时他们还有势力强大的、与政治挂钩的供应商提供给他们重要的实验设备。所以，试想一下，如果声聚变真的成功了，如果核聚变真的可以在一个桌面上完成的话，那么政府和商界的众多大企业、总裁、组织都会面临危机。
声聚变能源的时代是否已经临近了呢？我们是否马上就能从大海里提取出无限量的热核燃料呢？看起来很难。正如R·P塔利亚克汉在今日物理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对气泡核聚变的怀疑主义宣言》里所说的一样：“我们离发电还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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